北疆的家庭，更是人心惶惶，对朝廷的无能充满了失望与怨恨。
朝堂之上，更是乱成一团。原本就被《梁山新报》持续“打脸”而颜面扫地的保守派官员，面对这如山铁证，一时语塞。而一些原本就对蔡京、高俅等人不满，或对北伐持保留态度的官员，则趁机发难，要求严惩童贯，追究相关责任人，并立即调整国策，全力应对北方恶狼。每日朝会，都变成了争吵不休的闹剧，攻讦、辩解、推诿，喧嚣不止。
刚刚从父皇手中接过这烂摊子，本就根基未稳的太子赵桓，被这内外交攻的局势弄得焦头烂额。他试图安抚士林，惩处几个童贯的党羽以平息众怒，却又在如何应对金国威胁上犹豫不决。主和派主张立即派遣使臣，携带重金前往金国乞和，以岁币纳贡换取和平；主战派则要求立即启用李纲，调集全国兵力，加固边防，准备迎战。
就在这纷乱之中，心力交瘁的徽宗皇帝赵佶，面对这无法收拾的局面和日益高涨的指责声浪，最终不堪其扰，下诏宣布退位，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桓。赵桓于宣和七年十二月即位，翌年改元“靖康”，是为宋钦宗。
然而，新帝登基，并未能带来新的气象。年号“靖康”所寄托的“安定康宁”愿望，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钦宗赵桓性格本就优柔，缺乏魄力，面对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和朝堂上盘根错节的势力，他的几条新政，如象征性地惩治了几个已失势的奸臣、下诏要求加强武备等，皆如泥牛入海，效果甚微，根本无法扭转积重难返的颓势。
北方的狼烟并未因王朝更迭而熄灭，反而愈演愈烈。金国灭辽之后，经过短暂休整，磨刀霍霍，已将目光彻底投向南方这片富庶而软弱的土地。边境急报如雪片般飞向东京：金军骑兵活动愈发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深入宋境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掳掠人口、牲畜、财物无数，边境几成鬼蜮。求援、告急的文书堆满了枢密院的案头。
无奈之下，钦宗皇帝只得采纳主和派意见，派遣使臣，携带大量金银绢帛，卑辞厚礼，前往金国上京会宁府求和，企图以增加岁币、纳贡称臣为条件，乞求金国罢兵休战，幻想能换来暂时的安宁。
与此同时，远在山东济州的王伦，通过“谛听营”遍布各地的耳目，对东京的纷乱、新帝的窘迫以及金国的动态了如指掌。他站在节度使府巨大的地图前，目光凝重地扫过北疆那漫长的、处处漏风的防线，心中明了，历史的巨轮正隆隆驶向那个他所知的、充满屈辱的节点。
“不能再等了！”王伦深吸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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