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默默地听着，眉头渐渐蹙紧。他虽然不热衷于政治斗争，但并非毫无察觉。在黄埔时，他就感受过左右两派思想的碰撞。东征北伐一路走来，他亲眼看到政治工作对激发士兵斗志、动员民众支持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切身感受到底层民众对“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的渴望。那些牺牲的弟兄，很多人不正是为了这些口号所描绘的愿景而献出生命的吗？如果革命的目标开始模糊，内部的路线开始分歧，那么，他们流的血，意义何在？
“启明，” 谢文渊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我们当兵打仗，是为了救国救民，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只要这个目标没变，我个人……不愿卷入那些是非纷争。” 他这话既是对王启明说，也是在告诫自己。
王启明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文渊，有时候，不是你想避开就能避开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听说，有些部队里，已经开始清理‘不稳分子’了，特别是那些政治工作做得积极的军官……”
这话让谢文渊心中一震。他想起了自己营里那位工作认真、颇受士兵敬重的政工干事，想起了那些在行军路上帮他们挑担子、送情报的农会会员。如果连这些都成了“不稳”，那革命，到底在革谁的命？
“我相信上面的长官，自有考量。” 谢文渊最终只能这样说道，但语气中缺乏足够的底气。
王启明没有再多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总之，你安心养伤。外面的事情……多留个心眼吧。我总觉得，这武汉，怕是要起风了。”
王启明离开后，谢文渊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拄着拐杖，在庭院中慢慢踱步。秋风吹过，卷起满地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某种不安的预兆。
接下来的日子，各种迹象似乎都在印证着王启明的担忧。报纸上的攻讦愈发露骨，一些原本活跃的群众团体活动受到了限制，军队内部也开始传达一些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示，要求加强“思想整肃”。一种无形的、令人压抑的气氛，开始在武汉弥漫。
谢文渊所在的疗养所，也偶尔会有一些穿着便装、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探视”某些特定的伤员，交谈的内容往往讳莫如深。他甚至还听说，个别伤愈归队的军官，因为之前的政治倾向或言论，被调离了原部队，甚至受到了审查。
这一切，都让谢文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力。战场上的敌人是明确的，枪口指向哪里，清清楚楚。可如今这无形的暗流，这阵营内部的分化与猜忌，却让他无所适从。他怀念长洲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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