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下令，在安装最关键阶段，周围五十米内暂停一切可能产生震动的施工。
一天深夜，谢继远巡查到安装现场，发现秦工和几个老师傅还在微弱的工作灯下，围着一根主传动丝杠发愁。丝杠的安装需要极高的同轴度，但现有的激光准直仪显示，始终有微小的偏差。
“邪了门了，按说该调的都调了……”一位老师傅嘟囔着，声音里满是疲惫和焦虑。
秦工蹲在地上，反复看着安装图，又用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丝杠轴承座，仿佛在倾听金属的诉说。忽然，他抬起头，对谢继远说：“谢指挥，我怀疑不是安装的问题。这丝杠本身，在长途运输和之前的吊装中，可能有极细微的内应力释放，导致了肉眼和普通仪器难以察觉的形变。”
“那怎么办？难道要运回沈阳去？”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秦工摇摇头，目光投向旁边工具架上的一排大小不一的铜榔头：“老法子，‘时效处理’加‘振动调校’。用特定频率和力度的振动，帮助它释放残余应力，回归稳定状态。但这活儿，火候掌握比刮研还难，重了可能损伤螺纹，轻了没用。”
谢继远看着秦工眼中那种老匠人面对挑战时特有的、混合着凝重与兴奋的光芒，知道此刻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唯有信任。“秦工，你全权处理。需要什么配合，尽管提。我相信你的手，和咱们‘淬火之歌’炼出来的判断力。”
接下来的几天，安装现场时常响起一种富有节奏的、轻微的“叮叮”声。秦工亲自操刀，用包裹着软铜皮的榔头，在不同部位，以不同的力度和频率轻轻敲击丝杠和关键连接件。他闭着眼，几乎全凭手感和对金属“性格”的直觉。其他老师傅则屏息凝神，用千分表时刻监测着关键点的变化。那场景，不像是在安装一台机器，更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微的外科手术，或是一次与钢铁的深度对话。
谢继远没有打扰他们，只是吩咐食堂每天夜里送来热腾腾的面条和姜汤。他有时站在防尘棚外，听着里面传出的、富有韵律的敲击声，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工地。父亲的黄埔佩剑静静地躺在指挥部抽屉的红布里，但他感觉，父亲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更抽象也更深刻的方式弥漫在这里——那是追求极致、不折不挠的“工匠精神”，与革命年代追求真理、不畏艰险的信念，在此刻奇妙地融为了一体。
第七天凌晨，当秦工最后一组轻柔的敲击完成，千分表的指针稳稳地停在理论公差范围的中央时，整个安装团队爆发出压抑已久的、低沉的欢呼。秦工直起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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