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抱怨伙食太差、长官太严、放假太短。普通士兵,没什么特别的。
但林默涵没有忽略他们。
最危险的人,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人。这是他在上海培训班学到的第一课。
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了几分钟,又继续前行。林默涵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分。再过三个小时,就能到台北了。
就在这时,车厢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前面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眼睛在车厢里扫来扫去。后面那个矮胖,手插在口袋里,但那个口袋的形状——林默涵眯起眼睛——那是一把枪。
特务。
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打牌的士兵停止了说笑,那个商人放下报纸,年轻女人抱紧了怀里的藤条箱。所有人都低下头,不敢和那两个黑衣人对视。
林默涵也没有抬头。他维持着假寐的姿势,呼吸平稳,像什么都没察觉。但他的右手已经悄悄移到皮箱的把手上——箱子的夹层里,有一把勃朗宁。
瘦高个走到车厢中间,举起手里的文件夹。
“例行检查,”他的声音很尖,像铁皮刮过玻璃,“所有人把证件准备好,一个个来。”
他从前排开始,一张张检查证件。那个商人的证件没问题,年轻女人的证件也没问题,三个士兵的军人证更没问题。瘦高个一路往后走,走到林默涵面前。
“证件。”
林默涵睁开眼,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身份证,递给他。
瘦高个接过来,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林默涵的脸。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像两颗钉子,钉在林默涵脸上。
“陈文彬?”他念着身份证上的名字。
“是。”林默涵用闽南语回答,口音是标准的泉州腔,“台北大稻埕开颜料行的。”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三秒。
“去高雄做什么?”
“进货。”林默涵拍了拍膝盖上的皮箱,“谈了几家蔗糖厂,想进点货回台北卖。”
瘦高个的眼睛往下移,落在皮箱上。
“打开看看。”
林默涵的心跳快了一拍,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弯下腰,拨开皮箱的搭扣,掀开盖子。
皮箱里装着一沓文件、几件换洗衣服、一个茶叶罐、还有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像是装着钱。
瘦高个伸手翻了翻那些文件,又拿起茶叶罐摇了摇。茶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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