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负责法律部分：他需要整理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且准备一份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法律分析。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现场，在证据公开的第一时间，以律师的身份进行解读，引导舆论走向。
“但有一个问题。”陆时衍说，“我们怎么进去？峰会安保级别很高，受邀名单都是提前一个月审核的。”
苏砚从抽屉里拿出两张邀请函，放在桌上：“我早就准备好了。”
陆时衍拿起邀请函，上面印着精美的烫金字体，受邀人一栏写着两个陌生的名字，但所属单位是两家知名的科技媒体。
“你怎么弄到的？”他惊讶地问。
“我有我的办法。”苏砚没有多解释，“重要的是，这两张邀请函是真的，通过了所有审核。我们只需要稍微改变一下外貌，就能混进去。”
她看着陆时衍：“但这是一场赌博。如果失败，我们可能...”
“可能再也走不出那个会场。”陆时衍接话道，“我知道。”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台灯的光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温暖的光晕，但光晕之外，是无边的黑暗。
“你其实可以退出的。”苏砚忽然说，“你已经帮我够多了。剩下的事，我可以自己来。”
陆时衍摇头：“这不是帮你，是帮我自己。如果我今天退缩了，那我这辈子都会活在自己的懦弱里。法律不是条文，是选择。我选择站在对的一边，哪怕那一边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说这话时，眼神坚定，没有任何犹豫。
苏砚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个男人，曾经是她的对手，是她的敌人。但现在，他成了她唯一可以信任的盟友，甚至...可能更多。
“陆时衍，”她轻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正义？还是为了...赎罪？”
陆时衍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她，看着窗帘缝隙外漆黑的世界。
“我父亲也是个律师。”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小城市里的普通律师，接的都是离婚、工伤、邻里纠纷这种小案子。挣得不多，但每次帮当事人打赢官司，他都会很开心。”
他顿了顿：“我十岁那年，他接了一个工伤案。当事人是建筑工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瘫痪了。包工头不想赔钱，找了关系，案子拖了两年。我父亲查了所有能查的资料，找了所有能找的证据，最后在法庭上，把对方的辩护律师问得哑口无言。”
“然后呢？”苏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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