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出去——不重要。只要你有动机，他就能把‘内鬼’的帽子扣在你头上。”
孙嘉怡的脸色刷地白了。
“然后呢？”她问。
“然后他会联系媒体，说苏砚公司的核心员工出卖商业机密。舆论会炸，投资人会慌，客户会跑。我的公司——”
她没有说下去。
但她和孙嘉怡都明白那个词是什么。
崩盘。
二
孙嘉怡走后，苏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
她拿出手机，想给陆时衍打电话，但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
她想起陆时衍刚才在电话里问她：“你不心疼？”
她说心疼。
但她没有说完整。她心疼的不是孙嘉怡的背叛，是她自己——她花了四年时间培养一个人，信任一个人，把公司最核心的产品线交给她，最后发现，维系这段关系的不是忠诚，是三百万。
三百万。在她这个圈子里，三百万只是一顿饭钱。但对孙嘉怡来说，三百万是命。是她父亲的命，是她自己的命，是她母亲的晚年。
这不是背叛。这是穷人的绝望。
苏砚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门是关着的，她没有开。她只是站在那里，把手按在门板上。门板是木头的，刷了白漆，摸上去很光滑，很冷。
她想，如果她当年没有遇到那个投资人，没有拿到第一笔融资，没有从一个小工作室做到现在的规模——她会不会也像孙嘉怡一样，为了三百万出卖自己？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能站在岸上，去评判一个溺水的人。
她推开门，走回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周维安，”她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五分钟后，周维安推门进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苏砚注意到他的鞋带松了——一个在凌晨四点被监控叫醒的人，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心思系鞋带。
“坐。”苏砚说，“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查一下孙嘉怡的设备，在过去三个月里，有没有被远程控制的痕迹。不是普通的入侵，是那种——合法的、有授权的远程控制。”
周维安愣了一下。
“你是说，有人用合法手段控制了孙嘉怡的电脑？”
“对。比如通过官方的远程管理工具，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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