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已经盯着屏幕看了四个小时。
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窗外的城市灯火在凌晨三点变得稀稀落落，像一盘下到残局的围棋。她面前摊着三块显示器，左边是新一轮融资的条款清单，中间是刚上线的AI医疗诊断模块的实时数据，右边是一份陆时衍发过来的法律意见书——关于他们正在联合起诉的那家资本空壳公司的最新进展。
正常人在这个点应该已经睡了。苏砚不是正常人，她的团队早就习惯了老板凌晨三点还在群里发消息的节奏。但今晚她没有在工作群里发任何东西，因为她在看的东西和工作无关。
她在看一段监控录像。
画面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扎着两条不太整齐的麻花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蹲在一栋老式办公楼的大门口。那是她小时候。
办公楼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苏氏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小女孩蹲在那里，手里攥着一个已经凉透的包子，在等爸爸下班。她等了很久，包子被攥得变了形，馅料从指缝里挤出来，她也没有吃一口——因为她想等爸爸一起吃。
然后画面里出现了几个穿黑色西装的人，他们从几辆黑色轿车上下来，径直走向办公楼。小女孩站起来，想跟进去，被其中一个黑衣人拦住了。那人弯下腰，对她笑了笑，说了一句什么。录像没有声音，但从口型可以看出来，他说的是：“你爸爸没事，我们只是找他谈谈。”
那是苏砚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公司还在正常运转。
第二天，苏氏精密仪器被申请破产清算。第三天，父亲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第四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医院，她站在病房门口，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后来的事，苏砚用了二十年强迫自己不去回忆。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读书、创业、融资、扩张，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决策都经过至少三轮推演。她创造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AI算法，能让机器在零点三秒内分析完一个病例的全部影像数据，却花了二十年都没能让自己分析清楚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三个月前，陆时衍把一份泛黄的卷宗放在她面前。
卷宗的封面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用钢笔写着“苏氏精密破产案——代理律师：贺铭远”。贺铭远，陆时衍的法学导师，业内公认的“商事诉讼教父”，也是三个月前那场千亿专利案中站在她对立面的幕后推手。
“你早就知道？”苏砚当时问陆时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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