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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叔，蒲公英到底指什么？”
“人。”钱伯钧弹了弹烟灰，“你爸临走之前那两个月，把他在法院这些年攒下的人脉——书记员、法警、档案员、合作过的律师——挨个请到家里吃了顿饭。谁也没落下，连食堂打菜的老何都请了。每顿饭吃完，他就跟人家说一句‘往后有事多走动’。我当时以为他就是告个别，后来才知道他给每个人留了话，话不一样。跟我留的是‘好好干’，跟档案室的孙姐留的是‘嘴严实点’，跟法警队老赵留的是‘眼睛放亮点’。”
“一份名单拆成十几条线，每条线一个人，互相不通气。”陆时衍越听越觉得后背发凉。
“对。这就是蒲公英。风吹散了，种子各落各的地儿，单看谁也不知道全貌。真到用的时候，一颗种子长出根来，另一颗种子也长出根来，根须在土底下碰上了，才能织成一片。”
陆时衍把这话在脑子里转了两圈，忽然问：“钱叔，你跟我爸共事这些年，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苏远山的人？”
钱伯钧那头顿了一下：“远山科技的苏远山？”
“对。”
“听说过。你爸有一回喝多了提了一嘴，说‘有个姓苏的老板被人坑了，可惜没帮上忙’。你爸这人你知道，不爱说案子的事，能让他喝多了念叨的，那肯定是他心里过不去的坎。”
陆时衍把苏砚在铁皮盒子里找到的备忘录大致说了一遍。钱伯钧听完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了一句：“时衍，你爸那名单上苏远山的名字后头标的年份和地点，你记不记得？”
“二〇〇八，成都。”
“你爸那年五月去成都开过会，开了七天。回来之后情绪特别差，我妈问他怎么了，他说‘开个破会，什么正事都没干成’。我现在琢磨——他那个会，八成是幌子，实际上是去找苏远山了。”
挂了电话，陆时衍把线索在脑子里拼了一下——二〇〇八年五月，陆正清去成都“开会”，见了苏远山。同年九月，鼎汇资本开始对远山科技做对赌局。二〇〇九年，陆正清辞职，留下名单。二〇一一年，苏远山病逝，留下二十三封没寄出的信和一份备忘录。
两条线在二〇〇八年成都那次见面交叉。两个被周培年坑了的人，在各自倒下之前碰过头。
他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条语音：“钱叔说蒲公英是你爸攒的一个局，名单上的人互相不通气，单线联系。另外，我爸二〇〇八年五月去过一趟成都，很可能跟你爸见过面。”
苏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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