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动，又在下一秒以狂暴的频率疯狂擂动起来，撞得她耳膜轰鸣，眼前阵阵发黑。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让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剧烈的寒颤，几乎站立不稳。
妈妈？这个时候打电话？距离上次那通让她感到荒谬和愤怒的索要电话，又过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她借口“工作调整、新项目压力极大、暂时无法兼顾”，强硬地、几乎是用尽了这辈子积攒的所有勇气，再次拒绝了母亲后续几次或明或暗的要钱要求。母亲的电话从开始的催促、不满，到后来的哭诉、指责，再到最近几天，似乎……消停了一些？她以为是母亲终于暂时放弃了，或者是父亲在省城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暂时转移了母亲的注意力。
可此刻，这个突然亮起的名字，在这个她刚刚经历了又一轮高压审判、身心俱疲、对未来充满未知恐惧的敏感时刻，带来的不是任何温情或关怀的联想，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混合着强烈不安和抗拒的恐慌。
她又想干什么？是父亲病情有变？还是家里又出了什么急需用钱的“新状况”？哥哥的彩礼？弟弟的学费？家里的房子？母亲的药费？……无数个可能性，像一群黑色的乌鸦，在她混乱的脑海中扑腾乱叫，每一个都代表着新的、难以承受的负担和压力。
她不想接。手指僵硬地悬在屏幕上方，微微颤抖。胃部的疼痛因为紧张而骤然加剧，让她不得不弯下腰，死死抵住腹部，额头上瞬间渗出细密的冷汗。
但手机屏幕执着地亮着，那个名字像某种无法摆脱的诅咒，无声地催促着。她知道，如果不接，母亲会一遍又一遍地打，直到手机没电，或者……直到她做出更激烈的反应。在经历了韩丽梅“只要结果，不要困难”的冰冷洗礼后，她似乎对“逃避”和“拖延”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条件反射式的恐惧——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问题积累、发酵，最终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
她深吸一口气，那气息颤抖而冰冷。用尽全身力气，她划开了接听键，将那个冰冷的、边缘带着裂纹的听筒，缓缓贴到耳边。另一只手紧紧捂住了另一只耳朵，试图隔绝办公区隐约传来的噪音，也像是想把自己与即将到来的声音隔绝开。
“喂？妈？” 她的声音嘶哑干涩，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和紧张。
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母亲惯常那种大嗓门的抱怨、哭诉或催促。而是一种……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刻意压低的、难以捉摸语气的声音：
“艳红啊，是我。”
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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