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链条关键节点的控制。
明州的张氏家族，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他们原本是沿海的渔户兼“私枭”，在东海征伐后，朝廷肃清海盗、整顿海疆，张氏家族的领头人张海果断“洗白”，以其对东海、黄海航路的熟悉和与沿海豪强的隐秘关系为资本，投身合法海贸。他主要经营对倭国（日本）、新罗、渤海国的贸易。倭国被征服后，设立倭岛都督府，贸易更为通畅。张海的船队将江南的丝绸、瓷器、书籍、工艺品运往九州、奈良，从倭国运回白银、硫磺、漆器、倭刀，从新罗运回人参、毛皮、马匹。他还敏锐地察觉到倭国征服后对唐货的巨大需求和相对薄弱的生产能力，开始在九州投资设立小型作坊，利用当地劳力和原料，生产部分粗瓷、棉布，就地销售，利润更丰。张海的崛起，带有浓厚的“亦商亦雄”的地方豪强色彩，与沿海的官僚、水师将领关系微妙而密切。
通往“贵”阶的阶梯
然而，在帝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下，仅仅拥有财富，仍被视为“末业”，社会地位有限，且财富本身缺乏政治保障，随时可能被权贵觊觎或朝廷政策剥夺。这些精明的大海商们深谙此道，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利用手中的巨额财富，铺设通往“贵”阶的阶梯，试图打破这层无形的天花板。
最直接的方式是“捐纳”与“报效”。朝廷因边事、河工、赈灾乃至筹备“宝船下西洋”等大事，常开“捐纳”之门，允许民间捐输钱粮以换取散官、爵位或出身资格。海商们对此趋之若鹜。冯若芳一次为筹备“图南”舰队捐输巨款，并承诺承担部分随船商货的筹集，被授予“朝议郎”的散官衔（从六品上），虽无实权，但已是“官身”，见地方官可免跪拜，社会地位骤升。蒲同文则因其船坞为水师建造舰船有功，又屡次“报效”市舶司，协助平息番商纠纷，被赐予“上骑都尉”的勋官。张海更是通过其在倭岛都督府的关系，以“助军实”、“抚新民”为名，捐输大量物资，为其长子谋得了一个倭岛都督府下的“市舶曹参军”（从九品）的实职，虽然品级低微，却是踏入仕途的关键一步。
联姻是另一条捷径。海商巨贾们渴望与士族、官僚家庭联姻，以提升家族门第，获得****。而一些没落的士族或中低层官僚家庭，也看中了海商们惊人的财富。于是，岭南、福建、江浙的官场和世家圈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商婿”。冯若芳将女儿嫁给了广州一位司马的侄子；蒲同文为儿子娶了泉州一位致仕刺史的孙女；张海则与明州一位水师郎将结为儿女亲家。这些联姻，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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