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更多意味着枷锁和鞭子，而非保护和依凭。
暗访归来的李瑾，常常独自坐在东宫书斋，对着摇曳的灯火，陷入长久的沉默。那些底层百姓茫然、麻木或畏惧的脸，那些胥吏熟练的敲诈勒索，那些官员表面恭敬、实则敷衍的姿态，与文学馆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辩论、字斟句酌的律文，形成了刺眼而令人无力的对比。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巍峨的庙堂与尘埃般的民间之间，横亘着怎样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那道鸿沟，由千百年形成的习俗、由根深蒂固的利益结构、由无数官僚系统的惰性与恶意、也由普罗大众的知识匮乏与无力感共同浇筑而成。一部精心修订的法典，几声自上而下的诏令，就想跨越它，何其天真！
“殿下是否感到沮丧？”一日，狄仁杰来访，见李瑾对着窗外暮色出神，轻声问道。
李瑾回过头，脸上已没了初时的激愤，只剩下一种沉静的疲惫。“狄公，我曾以为，革除旧弊，颁行新法，便如同修筑水渠，只要设计得当，用力开挖，活水自然能灌溉四方。如今看来，我修的或许不是水渠，而是想在一片早已板结、沟壑纵横的古老土地上，重新规划江河的走向。非但旧有的沟壑阻力重重，便是那土地本身，也似乎并不渴求新的水流。”
狄仁杰在对面坐下，苍老的脸上露出理解的神色：“殿下能作此想，便是进益了。法治，非仅是一套条文，更是一种秩序，一种习惯，一种深入人心的信念。 条文易改，秩序难移，习惯难变，信念难立。我华夏千百年来，王法与人情，天理与国法，纠缠交错。官吏治民，讲究的是‘情理法’兼顾，而往往‘情’与‘理’在先，‘法’在末。百姓畏官，怕的是官威，是胥吏手中的权柄，而非律条本身。如今欲以‘法’为绳墨，一断于是，将‘情’、‘理’乃至‘官威’都约束在‘法’的框架内，无异于要扭转千年的积习，触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与思维定式。其难，不亚于移山填海。”
“难道就无计可施？只能任其自流，让新律成为另一堆故纸？”李瑾的声音里有一丝不甘。
“自然不是。”狄仁杰摇头，目光悠远，“只是需得明白，此乃百年大计，甚至数百年之大计。非一朝一夕，一人一代之功。殿下、老臣、文学馆诸同僚，乃至支持新法的朝野有识之士，我辈所能为者，不过是开其端，立其基，播其种。”
他缓缓道：“殿下所见种种弊端，正是这‘开端’之难。有阳奉阴违者，需以监察、考绩、惩处，树其威；有借法肥私者，需以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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