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指出，若夫主不肖，为妻者亦当“以理规劝，不可盲从”，甚至“有义则合，无义则去”，隐含了对女子在婚姻中一定自主权的认可。
第五篇：教子。 强调母亲教育子女的责任重大，应“自幼教以诗书礼仪，导以仁义廉耻，使知忠君爱国之道”。特别指出“生女亦当教之，使其明理自立，不逊男儿”，公开倡导女子教育。
第六篇：睦族。 讲如何与家族亲戚和睦相处，强调宽容、忍让，但同时也指出“和睦之道，在明是非，知进退”，对于族中不公不法之事，不应一味隐忍，而应“以智化解，以理服人，必要时诉诸公论律法”，这无疑是为卢静姝所判的那类案件提供了道德支持。
第七篇：济世。 这是全书最具突破性的一篇。武则天明确提出，女子在“相夫教子、敦亲睦族之余，若有余力，亦当关心闾里疾苦，留意民生利弊”。她列举历史上有作为的后妃、命妇乃至平民女子造福乡里的事迹，指出“妇人仁心，常能体察细微；女子巧思，或可补益时用”。进而鼓励女子“通晓医理者，可施药救人；精于术算者，可助理家国；明于诗书者，可教化风俗”。最后点明：“朕开女科，设女官，非为标新立异，实欲使天下女子之才，不致埋没闺阁，能如男子一般，上报国家，下利黎民。此乃扩充坤德，光大女教之本意也。”
《大周女诫》的颁布，如同在沸油中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
拥护者（主要是支持武则天的官员、受新思想影响的士人、以及广大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欢欣鼓舞，视为圭臬。他们盛赞此书“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新声”，认为天后重新定义了妇德，将女子从狭小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历史责任。许多闺中女子争相传抄、诵读，尤其是“生女亦当教之”、“才德并重”、“有益于公”等语句，让她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和希望。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庭，也开始认真考虑对女儿的教养问题，不再仅仅局限于女红和《列女传》。
而反对者，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卫道士，则对此书进行了更猛烈的抨击。他们斥之为“惑乱人心，败坏纲常的妖书”、“吕武之心，昭然若揭”。他们认为，武则天这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圣贤教诲，为女子干政张目，是试图从思想根源上瓦解伦常秩序。他们攻击《新女诫》“混淆内外，鼓吹妇人预外事”、“以才凌德，是本末倒置”、“教唆女子抗夫逆族，是为不祥”。许多保守的儒学大家著文批驳，民间也出现了不少讽刺、挖苦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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