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辅佐”、“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虽表述委婉）等观念，虽然不可能立刻改变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但至少为那些在婚姻中遭遇不幸的女性，提供了一点点道义上的支持和思想上的出路。寡妇再嫁面临的舆论压力，在部分城市地区似乎略有减轻，尤其是当寡妇本身有能力、有财产时。
当然，这些变化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且充满反复的。它们主要发生在两京地区、通都大邑、以及南方某些经济文化发达、风气相对开放的区域。在广大的乡村、内陆偏远州县，传统的力量依然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被牢牢束缚在家庭和土地之上，遵循着千百年来的生活轨迹。《新女诫》的文本可能被里正、乡老宣读，但能听懂并理解的妇女寥寥无几，即便听懂，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与强大的宗族压力下，也很难产生实质影响。
即便是变革之风最盛的洛阳、长安，反对和嘲讽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茶楼酒肆中，依然有文人墨客讥讽“牝鸡司晨”，嘲笑那些抛头露面、读书应试的女子是“不守本分”、“妄想一步登天”。一些顽固的士大夫家庭，严禁女性接触《新女诫》，视其为“异端邪说”，更加严格地禁锢家中女子。女官们在公开场合，依然要承受异样的目光和非议。裴文君在盐城，尽管政绩卓著，但关于她“不守妇道”、“与盐商勾结”的流言蜚语，依然在暗处流传。卢静姝在襄阳，判决支持寡妇掌管产业的案件，虽然最终得以维持，但她本人“牝鸡司晨”、“离间骨肉”的恶名，也在保守的士绅阶层中广为传播。
但无论如何，坚冰已经出现裂痕。武则天以国家力量强行推动的这场社会观念变革，如同在厚重的冻土上犁开了一道深沟。尽管寒风依然凛冽，但春天的种子，已经被撒了下去。能否发芽、生长，除了依赖于上方的阳光（权力支持），更取决于土壤本身（社会基础）的温度和养分。
永昌六年的中秋，洛阳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灯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官府特意在洛水畔划出了一片区域，允许女性（需有男性家人陪同或结伴而行，且需佩戴帷帽）较为自由地观灯游玩。虽然仍有诸多限制，且这片区域与主灯区隔开，但这已是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夜，华灯初上，洛水之滨，衣香鬓影，笑语嫣然。许多深居简出的贵族少女、年轻妇人，在父兄、丈夫或仆从的陪同下，得以一睹这繁华盛景，感受节日的欢愉。她们的身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洛水中，与璀璨的灯火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在灯会一角，几位结伴而来的年轻士子，望着不远处被灯火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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