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推进的速度和具体方式，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例如，在女官问题上，她顶住了要求废除女科的压力，坚持每三年开科取士，但录取名额和授官范围，会根据朝野舆论和实际需求谨慎控制。在涉及士族特权、土地制度等深水区改革时，她采取了更迂回、渐进的方式，避免再次引发大规模对抗。对《永昌律》的推行，她态度坚决，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允许地方官在一定范围内“情法两尽”，以缓和法律条文与民间习俗的剧烈冲突。这种原则上的坚持与策略上的灵活，使得新政在遭遇阻力时，不至于完全停滞，也给了反对者一定的适应和喘息空间，减少了硬性对抗的风险。
这一日的朝会，便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新平衡下的朝堂生态。
议题是关于明年科举取士的名额分配，以及是否在进士科考试中，增加“时务策”的比重，减少纯粹诗赋的比重。这是一项旨在选拔更通晓实务人才的改革，由李瑾牵头提议。
户部尚书首先出列，他是务实派的代表，支持增加“时务策”比重：“陛下，太子殿下所言甚是。如今国家庶务繁杂，急需通晓经济、刑名、河工、边务之干才。诗赋虽可陶冶性情，彰显文采，然于治国理政，恐有隔靴搔痒之憾。增加时务策，可引导士子关心实务，学以致用。”
话音未落，一位出身文学世家的礼部侍郎便出言反驳：“尚书大人此言差矣。诗赋取士，乃我朝乃至前隋旧制，意在选拔文华之士，彰显盛世气象。治国安邦，固然需实务之才，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士子不通经典，不擅文辞，何以明圣贤之道，何以教化百姓？且骤然更制，恐使天下士子无所适从，有失朝廷取士之公允。”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但言辞都控制在就事论事的范围内，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或意识形态批判。其他官员或附和，或提出折中意见（如维持诗赋比重，但提高时务策评分占比），场面虽不热烈，却也有序。
武则天静静听着，目光偶尔掠过几位未曾发言的重臣。裴炎眼观鼻，鼻观心，似在沉思。刘祎之欲言又止。崔清韵作为吏部侍郎，本与此事关联密切，但她只是垂首而立，谨守本分，在皇帝或太子明确询问前，不轻易开口——这是她作为女官，在朝堂上格外注意的分寸。
待到议论稍歇，武则天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诗赋可观其文才心性，时务可验其见识器局，二者本可兼得。太子所奏，增加时务策考量，乃为国取才，不为过也。然礼部所虑，士子适应，亦在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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