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长之女为侧妃，以联姻巩固统治。在建筑上，既兴建唐式的王府、官衙、孔庙（称为“文宣王祠”），也保留并修缮了一些本地特色的高脚长屋和石砌祭坛。他引入中原更先进的农耕技术（水利、犁耕），改良本地作物，同时也积极学习本地人对热带植物、香料的利用知识。佛教在此地本就有所传播，唐地僧侣的到来，带来了汉传佛教的经典与仪轨，与本地的小乘佛教、原始信仰开始碰撞交融。市舶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货物，还有语言、饮食、艺术风格的混合，一种独特的、带有浓郁南洋风情的“唐人-马来”混合文化开始萌芽。
星洲（新加坡）地处咽喉，其文化传播更直接地服务于商业与交通。李隆着力打造一个开放、有序的贸易港。他建立了标准化的市舶司，使用唐制的度量衡、货币（开元通宝与本地货币并行）和契约文书格式。港区规划、货物仓储、关税征收、纠纷仲裁，无不遵循唐制并加以变通。来自天竺、大食、波斯、真腊、占城乃至更遥远地方的商人，要在此贸易，就必须学习和适应这套规则。唐语（尤其是商业用语）和汉字，开始成为港口区域的通用商业语言和书面语之一。为了便于管理，李隆还引入了唐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对港区常住的各国商人、水手进行初步登记，颁发“市泊符牌”，模糊地赋予了某种“临时居民”身份。律法方面，则以唐律为基本原则，结合海贸实际，制定了详尽的《星洲港市舶条令》，刻碑立于码头，以汉文、梵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铭刻，确保“往来商贾，咸使闻知”。这种基于商业规则的、务实的文化输出，效率极高。很快，一个以星洲港为中心，通行唐语商业术语、使用汉字账本、遵循唐式商事习惯的贸易网络雏形开始形成。而各地的奇珍异宝、物产风俗，也通过这个枢纽，源源不断反馈到大唐。
苏琬在整理、对比来自天南地北、内容庞杂的奏报、书信、游记乃至商贾口述记录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文明扩散的宏大图景与细微差别。她在史稿中综述道：
“永昌中，裂土分封，皇子就藩。兵锋所至，固拓疆土； 而衣冠所被，礼仪所及，其化尤深。 澳洲王琮，性温谨，重教化， 于蛮荒中首立‘明伦堂’，兴礼乐，宣律条， 虽草创之际，器物简陋，而祭祀、婚丧、年节之仪，一依中夏， 使漂泊万里之遗民，精神有寄，规矩有循。 其与土人相处，持重守柔， 以物相易，以技相示，渐收其心， 华夏农工之技、医药之方， 始播于南溟之洲。
金山王范，性急进，务实效， 其播文化，多寓于器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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