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
墨迹淋漓，力透纸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政论，也不是具体的改革方案。这是他，一个穿越千年的灵魂，一个执掌过最高权柄的统治者，在生命黄昏，对“如何建立一个更好、更持久、更符合正义的国家与天下秩序”这一根本问题的终极思考与构想。书名取自《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要借这古老的理想框架，注入全新的、甚至是石破天惊的内涵。
他首先从对君主世袭专制制度的根本性批判开始。他写道：
“三代以降，家天下取而代之。天子以天下为私产，传之于孙，无论贤愚。此实为祸乱之总根源也。贤明如尧舜，不世出；昏暴如桀纣，代不乏人。以亿兆生灵之福祉，系于一人之身，一人之智，一人之德，此非以国运为赌注，以生民为刍狗耶？虽有良法美意，贤臣辅佐，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朝政。兴亡周期，岂偶然哉？实制度之缺陷，使然也。”
“或言，此乃天命所归，祖宗成法。然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命岂在血胤一家？在民心耳！民心所向，即为天命；民心所背，天命何存？故以一家一姓之私，冒称天命，宰制天下，其理不正，其基不固。纵有强力可维系统治于一时，然悖逆大道，终难长久。”
接着，他回顾并重新诠释了华夏传统中那些隐约指向“公天下”的思想资源。他提及远古的“禅让”（虽然其历史真实性存疑，但作为一种理想原型），提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提及黄宗羲（此时尚未出生，但李瑾的思想已触及类似领域）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尖锐批判（李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类似思想）。他指出，这些思想火花，在强大的专制皇权面前，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但它们证明了，在华夏文明深处，一直存在着对“天下为公”的深切向往和对“家天下”的潜在反思。
然后，他将目光投向海外，投向那些与中原截然不同的文明雏形。他提到，在远航的见闻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他基于后世知识并结合时代背景的合理“推测”与“听闻”），有一些“极西之地”或“海岛野番”，其治理方式与中原大异其趣：
“闻南海极南有巨岛（暗指澳洲土著），其民聚族而居，无君臣上下之分，遇事则聚众公议，长老主之，从众而行。虽云朴陋，然其民相对平等，无苛政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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