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仁德，自会爱民如子，然以条文规定官府如何行事，此非束缚朝廷手足，助长刁·民气焰耶？长此以往，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矣！” 他的反对最为激烈，直接从儒家纲常和统治根本的角度予以否定。
狄仁杰，更为务实，也更具政治智慧，他的反对显得更“理性”：“陛下，臣以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贵在因时制宜，权衡变通。明文定制，固然有其好处，可示天下以公，可防微杜渐。然，法条死，人事活。 若遇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固有之条文反成桎梏，束缚陛下英明决断。且此类涉及根本之条文，一旦颁行，即成祖制，后世子孙，无论贤愚，皆需遵循，若有不适，改动极难，反生更大弊端。况，设立咨议之机构，人员如何遴选？其言若与圣意相左，是听还是不听？听，则有损君威；不听，则定制形同虚设，反招非议。此非善法，实乃以虚文乱实务也。” 他指出了制度僵化的风险、执行中的困难，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尴尬。
刘祎之则从经典和史实中寻找依据：“陛下，三皇五帝之时，垂拱而治，法乎自然，未有如此繁琐之制。周行封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然至春秋，礼崩乐坏。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制不足以御奸。 治国之本，在德不在法，在人不在制。陛下圣明，群贤辅佐，自然海清河晏。若寄望于一二纸上条文，恐是舍本逐末，更易为巧言令色者所乘，借‘定制’、‘民权’之名，行营私乱政之实。臣观历代变法，如王莽、王安石者，其初岂不美哉？然终究扰民害政，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他将李瑾的构想与历史上失败的“变法”类比，强调“人治”优于“法治”，道德教化重于制度约束。
三人的意见虽有细微差别，但核心高度一致：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成文规则系统性地约束皇权、规范最高决策流程的尝试。 他们认为这是对君主权威的削弱，是对现行有效体制的干扰，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武媚娘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重臣们的反应，印证了她内心的判断，也让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李瑾这些想法所面临的，是何等坚固的壁垒。这壁垒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虽然也有），更是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
“人治”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是君主、大臣还是普通士人，普遍相信“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将国家治理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的出现，而非制度的完善。儒家思想虽然也讲“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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