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兄此言差矣！” 沈括毫不退让，“堵塞言路？永昌年间，御史台、谏院官员因言获罪者，较之前朝，是多是少？李相打压的，多是贪腐无能、或顽固阻挠新政之辈！至于酷吏，确有其人，然此乃陛下为清除关陇门阀、稳固朝局所用之刀，岂能尽归于李相一人？且李相后来亦力主修订律法，明刑慎罚，限制酷吏，此有目共睹！焉能只见其用重典之时，不见其立法度之后？”
“与民争利？若无朝廷集中力量，开拓海路，建立市舶司，规范贸易，民间散商，岂有能力组织如此庞大船队，应对海上风险与番邦交涉？官营确实获利甚巨，然其利大多用于国用，修水利，赈灾荒，养军备，惠及天下。至于民间商贾，市舶司亦有规章，许其附船贸易，缴税即可，何来凋零？永昌以来，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明州等地，商贾云集，市面繁华，十倍于前，此非民富之证？”
“至于坏人心、乱法度，更是迂腐之见！” 沈括言辞愈发激烈，“何为道统？何为人心？让百姓吃饱穿暖，让国家强盛不受外侮，让有才者无论出身皆可为国效力，此非大仁大义？空谈道德，能让黄河不决口？能让海寇不犯边？能让田里多产粮？李相重实务，重实效，正是要破除以门第、以空谈取士的积弊，让真正有才学、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此乃千古未有之变局，亦是千古未有之功德！尔等囿于世家门第之见，死守‘君子不言利’的腐儒教条，只见枝叶，不见根本，才是真正误国！”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结合实事，争得面红耳赤。支持者盛赞其务实创新、富国强兵、惠泽百姓；反对者痛斥其专权苛酷、与民争利、败坏礼教。更有中间派学子，试图调和，指出李瑾功过参半，难以一概而论，其政策有利有弊，需具体分析，其为人亦非完人，有过亦有功。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激烈的争论所淹没。
争论从具体的政策得失，逐渐上升到治国理念、价值判断的层面，甚至涉及到对皇权、对传统、对华夏文明根本走向的思考。格物院内崇尚实证、注重逻辑的氛围，使得这场辩论虽然激烈，却少有纯粹的人身攻击，更多是摆事实、讲道理（尽管各自的事实和道理不同）。年轻学子们热血沸腾，引证自己所学的地理、算学、乃至海外见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得这场关于一位即将逝去的当权者的争论，竟隐隐有了些“学术研讨”和“思想碰撞”的意味。
最后，辩论逐渐平息，并非因为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是因为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坐在堂前，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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