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九年，正月。洛阳城的年节氛围还未完全散去，上元灯会的余韵仍在大街小巷流淌，但帝国的政治中心——皇城大内，却已笼罩在一层与喜庆格格不入的严肃与凝重之中。自腊月廿八延英殿那场石破天惊的会议后，《大周盛世宪章》的起草工作，便在皇帝武媚娘的严令和宰相狄仁杰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却又秘而不宣地展开了。
参与起草的核心成员，除狄仁杰、宋璟、张柬之三位宰相外，还包括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以及被特意召入的几位以学识渊博、精通典制著称的翰林学士和致仕老臣，宗正寺和太常寺亦派员参与咨议。这是一支涵盖了朝廷主要衙门、兼顾了革新与守旧、实务与清议力量的庞大团队，也预示着起草·过程的艰难与博弈。
起草的地点，设在平日宰相们议事的政事堂旁一间僻静宽敞的厅堂内。厅堂门窗紧闭，炭火融融，却驱不散众人心头的寒意与纷乱。厚厚的帘幕垂下，隔绝了外界的窥探与喧嚣。案几上堆满了从兰台、秘阁调来的历代典章制度、律令格式，以及《尚书》、《周礼》、《贞观政要》等经典。空气中弥漫着墨香、陈旧书卷的气息，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张力。
争论，从第一次会议就开始了，而且异常激烈。焦点，自然集中在李瑾提出的、并被皇帝原则上认可的“君权天授，而显于民，当为民用”这一根本原则，如何具体化为《宪章》条文，尤其是如何界定“民”（在此处更准确地说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
“荒谬！简直是荒谬绝伦！” 保守派中坚、礼部尚书崔日用脸色涨红，将手中的一份草案草稿重重拍在案上，“‘臣民之生命、财产，非依律法，不得擅夺’？此乃天经地义！何须写入宪章？律法自有规定！写入此处，置君王于何地？莫非君王要处置某个臣子，还需先翻看此宪章，看看是否‘依律’不成？这岂不是将君王与庶民等同，束缚君王手脚？”
他出身博陵崔氏，是传统礼法的坚定维护者，对任何可能削弱君王神圣性与绝对权威的条文都极为敏感和抵触。
“崔尚书此言差矣。” 刑部尚书，一位相对务实、深受李瑾影响的官员沉声道，“写入宪章，正是要彰其重要，定为根本。律法可修可改，宪章高于律法，非经特定程序不得轻动。此条旨在明确，即便君王，亦需遵循律法程序，不可凭一己好恶，肆意剥夺臣民性命家产。这正是为了维护律法尊严，防止……防止冤滥。” 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但在场众人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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