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邀请了两位精通漕务的退休老吏提供咨询。争吵依然激烈，尤其是关于固定比例该定在什么水平、参考市价的具体机制如何设计、对原有利益受损者如何补偿或过渡等关键问题，双方寸步不让。
但闭门的环境和明确的任务（必须拿出具体方案），迫使双方不得不更认真地听取对方理由，更仔细地审视已有数据。那位户部退休的度支郎中，用详实的数据指出，完全固定比例确有僵化之虞，但完全放任浮动则弊端更大。他提出了一个“基准比例加浮动区间”的折中思路。学者代表则从“便民”与“国用”平衡的角度，强调任何改革都需考虑过渡期的平稳。
王元宝作为召集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商人的敏锐和对数字的天赋，不断在双方报价和测算之间寻找可能的中庸点。“江南的刘兄，你所提的比例，依近年最低市价测算，粮户仍略有小损，但可接受。河北的李兄，你所担忧的漕运成本增加，若按此比例，以近年平均粮价计，朝廷需补贴之数额，并非不可承受，且可从革除‘折色’中间盘剥之收益中部分抵充……” 他更像一个精明的账房先生，而非简单的利益代言人，努力在双方诉求的缝隙中，寻找那一丝微弱的共识可能。
最终，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计算、妥协，专议房勉强拿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是相对激进的“固定基准比例，辅以丰歉微调”，更接近改革派的主张；另一套是相对保守的“设定浮动上下限，严查盘剥”，更接近反对派的底线。两套方案都附有详细的测算依据和利弊分析。
当专议房将这两套方案提交咨政院大会再次讨论时，气氛已与初次争论时大不相同。双方依然倾向于支持更符合自身利益的方案，但由于专议房提供了更扎实的数据和多维度的分析，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要不要改”，部分转移到了“具体怎么改”、“哪种方案更可行、弊端更小”上。一些原本立场坚定的人，在看了详细数据后，态度出现了微妙松动。
“若按专议房甲案，固定比例，我乡里粮户岁入可增近一成，此乃实利。然乙案所设浮动上限，亦比往年盘剥为轻……或可商榷。” 一位江南士绅代表沉吟道。
“乙案虽设上限，然浮动机制仍在，胥吏仍有操作空间。不若甲案干脆。” 另一位支持者道。
“甲案过于僵硬，若遇大歉年，粮价飞涨，仍按固定比例征收折色，民必不堪！乙案预留浮动，更具弹性。” 反对派反驳。
“然弹性空间，易成盘剥空间！需辅以严厉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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