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庸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捡官帽，跪伏在地，急声道：急声辩道：“大人明鉴！下官是因族中突生急事，不得已才匆忙返乡，临行前已托付师爷与县丞暂代公务，并非有意荒怠……”
他终究认下了林柚给的说法。
此刻若将她供出，万一那虫蛊是真……她又就在旁边，稍做手脚，自己恐怕性命难保！只要师爷办事周密，就还有转圜之机。
“哦？”戚书诚冷笑，“族中急事？何等要事，让你一走数日、音信全无？”
“是……是家母病重，”刘德庸额上沁出冷汗，“已到药石无医的地步，下官身为人子，不得不归……”
“巧了。”戚书诚截住他的话，从袖中取出一卷簿册展开，“本官手中有河绵县近六年所有在籍官吏的记档。刘县令，令堂陈氏于永安三年冬病故，此事记录在此——难道令堂还能死而复生，再病一场？”
刘德庸心中惊骇如浪：他是从哪知道的？
自己怎会将此事在册上？！
堂外隐约传来压抑的低笑。
戚书诚不给他喘息之机，手指落在账册某一页。
“永安元年，新朝初立，朝廷体恤地方艰难，特免河绵县三成田赋，另拔水利修缮专银五千两。账册记载，县衙入库五千两整。然而同年三条主渠修缮，核价仅支出八百两。剩余四千二百两，账目记为‘采买贡药、犒赏巡防’。”
他抬眼看向面色惨白的刘德庸：“永安元年，河绵县可曾向荣都进贡药材？又可曾额外犒赏过巡防官兵？”
刘德庸双唇颤抖，一字难答。
戚书诚继续翻页。
“永安二年，县内矿产登记玄铁、粗铜折银一万二千两。账上记：上缴国库八千两，留县四千两。其中两千两用于‘补贴孤老’，一千两‘修缮县学’，余下一千两……记为‘酬神祈福，保佑丰年’。”
他语气渐沉，“本官查阅县学卷宗，永安三年，县学仅修补漏屋顶三处，更换破损桌椅二十副，总计支出不到一百两。‘补贴孤老’名册上，仅有十七人，按县衙定例，年支不足五十两。刘县令，其余银两，何在？”
“永安四年，县内新征‘河防捐’、‘安民税’，年收六千两。账上说用于筑堤、组练乡勇。可当年秋汛，西河堤溃三十丈，淹田四百亩，毁屋十七间。乡勇名录虚报过半，饷银多被克扣。”
“永安五年，县衙接到百姓报失、寻人状纸四十三份，你皆以‘流民自失’、‘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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