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怀里掏出一块仅剩的、已经有些磨损的腰牌,随手扔在桌上:“我是谁,你可以问问建昌通判。但这罐子里的东西,你是拿不出去了。”
衙役拿起腰牌一看,吓得腿都软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苏……苏大人?下官……下官不知是您……”
苏轼摆摆手:“起来吧。谁让你来买的?”
衙役支支吾吾,不敢说。
“是刘押司让他来的。”角落里的老郎中突然开口了,眼中含着泪,“大人,这刘押司说是您的故交,为了给您接风,特意让人来收这药,但这药是老朽用来救山里人的命根子啊!”
“刘押司?”苏轼眯起了眼睛。
他在汴京并没有叫刘押司的朋友,在杭州也没听说过。看来,这只名为“监视”的触角,比他的马跑得还要快。
“我知道了。”苏轼从袖中摸出一串铜钱,放在桌上,“这药,我买了。你拿去救治百姓。至于这位衙差兄弟……”
苏轼看向那个瑟瑟发抖的衙役,“回去告诉刘押司,就说苏东坡这把老骨头,百毒不侵,这种‘神仙水’,还是留给他自己慢慢享用吧。”
衙役如蒙大赦,抱着瓷罐连滚带爬地跑了。
苏轼叹了口气,拿起药铺里还剩下的一把干柴胡,转身走入了雨中。
……
回到驿站,天色已黑。
苏轼用柴胡熬了一碗药汤,喂小坡喝了下去。或许是这建昌的草药虽然粗陋,却透着一股野性之力,到了半夜,小坡的烧竟然真的退了一些。
看着小坡平稳的睡脸,苏轼点亮一盏油灯,铺开纸笔。
他并没有写诗,也没有写文。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了那个一直藏在身上的秘密——那张从徐得力账本上临摹下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后名单”。
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梁惟简。
这个名字,像是一根刺,扎在他的心头。梁惟简是太后身边最受宠的内侍,也是当年在“乌台诗案”中,唯一敢于暗中给他送饭的人。苏轼一直视他为恩人。
但在杭州海船之战后,苏轼反复复盘那个账本的细节。那笔流向宫中内库的巨款,只有梁惟简有权限调动;而那份让蔡京“弃车保帅”的密旨,其传递的渠道,也只有梁惟简能够掌控。
如果连梁惟简都是黑手,那么这汴京城里,还有谁是清白的?如果连太后都被蒙在鼓里,那么这大宋的江山,岂不是悬在万丈深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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