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一份文件:“例如,这是日军‘北支那方面军’下属特种情报机关‘青木机关’发出的指令副本,要求各部‘留意搜集’中国的‘古籍、字画、铜器、玉器,特别是与‘支那’历史、地理、资源相关之图书资料’,并指定了向本土运送的渠道。这清楚地表明,掠夺文化财产,是其削弱中国民族精神、服务其长期统治野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辩护律师团立刻有人站起来反对:“法官阁下!辩方反对!这些所谓‘文化财产’的转移,很多是在战争混乱环境下发生的,难以区分是军队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也无法证明所有物品均属非法掠夺。有些可能是在当地征用或购买……”
倪征燠毫不退让,他早已预料到此类辩驳:“辩方律师试图混淆视听!战争状态下的‘征用’,需符合国际法规定,且应有适当补偿记录,而我方证据显示,大量掠夺是伴随着屠杀、焚烧和恐吓进行的赤裸裸的抢劫。至于‘购买’,”他举起几张照片,上面是战乱中衣衫褴褛的中国百姓和堆满街角的杂物,“在刺刀和饥荒面前,以极不对等的代价迫使人民出售祖传珍宝,这与抢劫何异?更何况,许多被劫物品,如故宫南迁文物精华、各大学图书馆珍藏、私家数代累积的收藏,根本不存在‘购买’的可能性,其所有权归属清晰无疑!”
他转向法官席,语气沉痛而激昂:“这些被劫走的,不仅仅是器物和书籍,它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是集体的记忆与灵魂。日军系统性地掠夺它们,与屠杀平民、毁灭城市一样,旨在从根本上摧垮中国的抵抗意志与文化根基。此等罪行,与破坏和平、违反人道的其他战争罪行一样,必须受到正义的审判与清算!”
法庭内一片寂静。许多来自其他受害国的代表神情凝重,感同身受。倪征燠的举证,不仅是在为中国追讨文化损失,也是在为所有被侵略民族所遭受的文化灭绝暴行发出控诉。
然而,东京审判的主要焦点集中于破坏和平罪(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主要指屠杀、虐待等),对于文化财产掠夺这类“破坏文化罪”,虽有关注,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很难像其他罪行那样形成清晰、统一的定罪标准并落实到具体战犯的个人责任上。最终,相关罪行大多被纳入整体战争罪责中进行考量,专门的文化追索条款相对薄弱。
走出法庭,倪征燠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审判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日军文化掠夺的罪行公之于世,记录在案,已是来之不易的胜利。它为后世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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