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逻辑和伦理的双重诘问，以及警方逐渐收紧的证据链（在她的个人电脑隐藏文件夹里，发现了遗书的电子草稿；她的购物记录显示她购买过可用于复制钥匙的工具；有护理员反映曾看到她深夜在安养院走廊徘徊），苏雨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
她承认了所有罪行。
动机正如侧写：她深信这些患有严重神经退行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生命已无“质量”和“尊严”，活着只是痛苦和负担。她认为现有的“预立医疗指示”和临终关怀都不够“彻底”，她要以自己的方式，“仁慈”地帮助他们“解脱”。选择安养院，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她认为“最符合条件”的对象。她利用志愿者身份接近观察，利用偷偷复制的钥匙深夜潜入，利用她对老人病情和常用药物的了解，选择不同的方式实施（过量给药、调整气体）。伪造遗书，是为了让死亡看起来“合理”且“有尊严”，同时也是她内心戏剧的一部分——她认为自己在替这些无法表达的人，说出“正确”的告别。
她甚至为自己制定了“时间表”，计划“帮助”更多她认为“需要解脱”的老人。在她扭曲的认知里，这不是谋杀，而是“神圣的送别”。
案子破了。苏雨被逮捕，面临多项谋杀指控。安养院进行了彻底整顿，加强了安保和药物管理。
然而，案件带来的阴影和思考远未结束。关于生命终点、自主权、医学伦理、以及社会如何真正关爱与尊重脆弱生命的讨论，长久地回荡在人们心中。
林海在结案报告中沉重地写道：“……凶手以‘仁慈’为名，行谋杀之实，其本质是对生命自主权的僭越和对个体价值的极端漠视。此案警示我们，在面对生命末期的复杂伦理问题时，必须恪守知情同意、尊重个体意愿（包括其可能变化）、严格遵循法律与专业伦理规范。任何超越此界限的‘善意’，皆可能滑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残忍。社会需建立更完善的临终支持体系，缓解痛苦，维护尊严，但绝不可将‘解脱’异化为对生命的任意剥夺。”
晚上，林海回到家，紧紧抱住了林澈。儿子那句“他问过他们吗？”一直萦绕在他耳边。是啊，真正的仁慈，不是自以为是的给予或剥夺，而是耐心的询问、仔细的倾听、和对他人选择（哪怕那选择是艰难地活着）的尊重。
“小澈，谢谢你。”林海低声说。
“谢我什么，爸爸？”林澈不解。
“谢谢你提醒爸爸，要永远记得，问一问。”林海看着儿子清澈的眼睛，“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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