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挨着。
“威叔，你说这算不算等人？”
威叔没回答。
他蹲下来，把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徐小凤的食盒，在石板上摆成一个品字形。
“算。”他说，“等人不一定要等到。让人知道你在等，就行了。”
上午九点，赵鑫办公室。
电话响了。是陈启明从新加坡打来的。
“赵先生，李光耀先生看过《槟城空屋》的拷贝。”
赵鑫握着话筒，没说话。
“他看完之后，在放映室坐了很久。随行人员不敢问，等了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说：让那个赵鑫来见我。”
“什么时候？”
“十一月八号到十五号之间，具体时间等他秘书通知。”
陈启明顿了顿，“另外，国家博物馆那边已经把《家的生物学》的放映厅准备好了。片名最后尊重你们的译名，修改为：应。”
赵鑫没说话。
“李先生说，这一个字就够了。不需要解释。”
电话挂断后，赵鑫站在窗前。
凤凰木的枝叶，在晨光里轻轻摇晃。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花骨朵，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威叔每天量，每天记。
本子上已经画了七道横线，纸页划破了好几处。
他忽然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灌进嘴里，又咸又涩。
他以为自己会死。
当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天，新加坡总理坐在放映室里，看完一部讲母亲，怎么教孩子拿筷子的电影。
坐了二十分钟没说话。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挣到了饭。
但他知道，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终于有人听见了。
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那是谢晋昨天从上海寄来的信。
很短，只有三行：
“小赵：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我陪他去永宁镇走了一趟。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他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谢谢。”
赵鑫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和那封一九七九年的信放在一起。
下午两点，清水湾二号棚。
《故土之心》的筹备会，开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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