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24日，香港文化中心。
灯灭了。
两百人坐在黑暗里，没人说话，没人咳嗽，没人动。
银幕亮起来。
第一帧画面，是一双手。
一双老人的手，骨节粗大，皮肤松弛，布满褐色的老年斑。
手在翻动什么，动作很慢，像在抚摸，又像在丈量。
镜头慢慢拉开。
那双手在翻的，是一个铁盒。
铁盒生锈了，边角磕得变形，但盒盖上的字还能看清：郑记·槟城·1938。
画外音响起，是老人的声音，闽南话，带痰音。
“这个铁盒，我阿爸留下的。1942年埋进橡胶园，1945年挖出来。里面装着我阿嬷的信，我阿公的照片，我阿母的纽扣。还有一张船票，1938年的，从厦门到槟城。”
镜头推进铁盒内部。
信纸泛黄，字迹模糊。
照片发霉，人脸看不清。纽扣是珍珠母贝的，在昏暗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
第三排，那个从槟城来的老太太，手指攥紧了轮椅扶手。
她女儿低头看她，她没察觉。
她只是盯着银幕上那个铁盒，眼睛一眨不眨。
镜头切换。
1940年，马来亚橡胶园。
烈日当空，橡胶树一排排站着，树干上挂着白色的胶碗。
华人劳工弯着腰，用胶刀在树皮上划出一道斜口。
乳白的胶汁，顺着刀口流下来，滴进胶碗里。
画外音继续。
“我阿公叫郑水生，1910年从福建永春来南洋。那年他十九岁，坐的是猪仔船。船上三百人，死了十七个。死的人扔进海里，活着的人接着走。”
镜头给到一个年轻人的脸。
黝黑，瘦削，眼神茫然。
他抬头看天，天上一只鸟飞过。
他低下头，继续割胶。
监工走过来，荷兰人，白皮肤，红脸膛，手里拎着一根鞭子。
他看了看胶碗，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他指着郑水生，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荷兰话。
翻译在旁边：“他说你割得太浅，胶汁不够。再割深一点。”
郑水生点头，继续割。
监工没走。他看着郑水生割完一棵树，忽然抬起鞭子，抽在他背上。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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