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拿着简报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他摘下眼镜，用绒布缓缓擦拭着镜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几秒。
“武侠文学根本上不得台面…？”
这句话，在他脑海中轻轻回响了一遍。
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笑意，掠过他的嘴角。
他想起了很多。
想起十六七岁时，在《东南日报》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意气风发；
想起在重庆，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后的困顿；
想起1948年考入《大公报》、南来香港的命运契机；
想起1955年那个仓促的夜晚，《新晚报》编辑派老工友上门催稿。
他被迫提笔写下“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
从而开启《书剑恩仇录》连载的戏剧性开端。
那时，何尝想过什么“上不上台面”？
不过是谋生，不过是应景，不过是试着讲一个，自己从小听熟的故乡传说。
然后，便是“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的盛况，是一本本小说构筑的庞大世界。
是《明报》凭借社论和武侠小说，双翼腾飞的商业奇迹，是无数读者从贩夫走卒到学者政要的广泛喜爱。
如今，却被一个新兴的影视公司老板。
在一个内部会议上，用“上不得台面”五个字轻飘飘地否定了。
他不由回想起初见赵鑫时的画面来。
1975年他的明报副刊，面临开天窗的危机。
是他把赵鑫投稿的《上海滩》，从待定的稿子中捞了出来。
并且在第二天会见了那小子。
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他忘了。
可即便如此，他也觉得他当时一定会表现很好，有前辈风度。
无他，因这是他的性格使然。
现在突然被赵鑫鄙视武侠，说实话，金庸并没愤怒。
至少没有强烈的、外在的愤怒。
到了他这个年纪和地位，早已看惯潮起潮落，听惯褒贬毁誉。
但，一丝细微的、类似被冒犯的不悦，还是像一根小刺，轻轻扎了一下。
那是一种基于自身漫长创作生涯和巨大文化影响力的、理所当然的尊严感，被一个后辈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姿态所轻慢时，产生的本能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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