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秒,才敢慢慢睁开。
“到底怎么了?”杜林问。
“也没什么事,”我重新靠回沙发里,“就问问你,明天几点到杭州。”
“下午四点,怎么?”
“能不能改签?改成早上十点行不行?”
“改不了,”杜林说,“票是公司订的,我这儿改签不了,怎么了?你有事?”
“没事,就随便问问。”
挂了电话,我坐起身,把手机扔在沙发上,身体往后一靠,盯着天花板。
俞瑜是明天早上十点的飞机。
如果杜林能改成十点到,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去找她,说要去接杜林,顺便送送她。
这样她总不好拒绝吧?
可现在,连这个借口都没了。
人要是别扭起来,真是别扭得要死。
明明可以直接去送她。
明明可以说“我就是想送你”。
可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弯弯绕绕的算计。
我坐起身,又点上一根烟。
走到钢琴前坐下,掀开琴盖,手指落在键上,胡乱地按着。
好在这楼的隔音好。
再怎么乱弹,也不用担心吵到邻居。
我叼着烟,手指在琴键上胡乱地游走,脑子里反复响起的,是俞瑜在运河边说的那句话:
“三年。”
“记住,三年喔。”
“别忘了。”
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说长不长。
说短,也绝对不短。
足够一个婴儿学会走路、说话,长成会跑会跳的小孩。
足够一棵树苗抽出新枝,长得比人还高。
也足够让一些以为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时间的河流里,慢慢被冲刷,褪色,变得模糊不清。
三年后,我会在哪里?
是在某个开满鲜花的山谷,终于找到了艾楠,牵着她的手,看夕阳把山谷染成金色?
还是依旧像现在这样,背着一个行囊,独自走在某条陌生的街道上,看着人来人往,寻找艾楠?
三年后,俞瑜还会记得吗?
记得在杭州的运河边,有一个无赖,抱着一把吉他,给她唱过一首叫《一万次悲伤》的歌?
我不知道。
未来像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雾,你站在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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