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寂静，只有他翻动报纸的窸窣声。
良久，他放下剪报，背靠椅背，闭上眼，食指轻轻按压着太阳穴。文章中的悲愤与激情，透过文字扑面而来，他并非无动于衷。那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惧，他感同身受。然而，一种更为强大的理性思维习惯，立刻开始分析、拆解这篇文章。
“拒和、迁都、练兵……”他低声自语，仿佛在与文章对话，“皆应急之策，固有其理。然‘变法’诸款……”他重新睁开眼，目光落在那密密麻麻的“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设学堂、倡西学、改科举）”等条目上。
“康南海……不愧是今文经学大家，善于条陈，气势磅礴。”他评价道，语气听不出褒贬，“然此类条目，多源自《校邠庐抗议》、《筹洋刍议》乃至西洋政书，排列组合，汇成一炉。其见识，远超前人；其心志，令人钦佩。”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然则，如何实行？由谁实行？财政从何而出？阻力如何化解？新旧利益如何调和？人才从何而来？科技根基如何奠定？……文中或语焉不详，或过于理想。”
他想起自己在“寿安堂”推行一点点改良所遇到的艰难，想起那堵无形的“习惯”之墙。改变一个药铺尚且如此，改变一个帝国又将遇怎样的阻力？这些慷慨激昂的条目，在他眼中，仿佛一幅宏伟但笔触过于写意的蓝图，缺乏支撑其实现的、严谨的工程结构。
他并不认为康有为是空谈。相反，他相信康有为的真诚与学识。他只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与处事经验，本能地怀疑这种“自上而下、全面规划”的变革模式的可行性。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技与实业的进步，更像是有机体的生长，需要适宜的土壤（教育、研究氛围）、养分（资本、政策）、以及时间。一纸诏书，纵使英明，也无法让铁树即刻开花。
他提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几行字，与其说是评论上书，不如说是给自己看的笔记：
“上书者，志士之血诚，时代之先声。可敬，可叹。然救国如医国，诊断固需明晰（上书之功），药方更需审慎（实行之难）。非仅改弦更张（变法），尤需培元固本（格致、实学、民智）。今之论者，多重前者而忽后者。恐疾未愈，而元气先伤。”
写罢，他摇摇头，将便笺夹入一本英文版的《生理学原理》书中。他知道，这番还算冷静、周全的思考，在眼下这举国悲愤、渴求速效灵丹的氛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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