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补偿?”基钦纳皱眉,“怎么补偿?”
“比如,他们可以支付劳工的违约金。”劳合·乔治说,“或者,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降低对我们出口商品的价格,开放更多市场,等等。”
伯蒂大使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人都认真听:“我从巴黎过来前,和法国总理白里安谈过。法国的态度……很矛盾。”
“怎么说?”格雷问。
“一方面,法国确实需要劳工。凡尔登战役打了四个月,我们损失了三十万人,后勤系统濒临崩溃。另一方面,法国人也很清楚——如果和兰芳闹翻,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支那)会首当其冲受到威胁。”
伯蒂喝了口水:“白里安的原话是:‘我们不能为了十五万中X劳工,冒失去整个印度支那的风险。’”
会议室安静了。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是法国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盛产橡胶、稻米、矿产。
阿斯奎斯首相看向格雷:“爱德华,你和陈峰打过交道。你觉得他是认真的吗?真的敢为了这些劳工和我们开战?”
格雷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在迪拜和陈峰的那次会谈,想起那个华人领袖冷静而坚定的眼神。
“首相,”他最终说,“陈峰这个人,不能用常理判断。他不像传统的政治家,有那么多顾忌和权衡。他更像……一个商人,但把整个国家当作生意来做。”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每做一件事,都会计算成本和收益。”格雷说,“今天这件事,他计算的不是军事胜负,不是外交得失,而是更长远的——华人世界的民心。”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我们在亚洲统治了一百年,靠的是什么?不是仁慈,是实力和分化。我们让华人内斗,让华人自卑,让华人觉得白人是高等民族。但现在,陈峰正在打破这个格局。他要用行动告诉所有华人:有一个国家会保护你们,哪怕与世界为敌。”
“所以这次劳工事件,”格雷转身,“对陈峰来说,不是十五万条人命的问题,是一个象征,一个宣言。如果他成功了,他在华人世界的威望会达到顶峰。如果他失败了,兰芳的合法性就会动摇。”
杰利科明白了:“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对。”格雷点头,“所以他的最后通牒不是虚张声势。如果我们不让步,他真的会开战。而且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应战——因为我们的主要敌人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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