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叹一声：“1954年的春天，他媳妇进城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有人说在红星镇那边见过那女人，也有人提议报公安抓她，可三娃子说啥也不肯，说他对不起人家，走了是他没那个福分。”
“那他是怎么进城的？”
侯永寿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件事他嘴上不说，其实对他打击挺大的。有次喝醉酒，他说凭啥城里人过得舒坦，他却要在这乡下吃苦，过这没盼头的日子。1955年的时候，他果断进城，说就是拉板车都比地里刨食强。”
江政华连忙问：“他拉过板车？”
侯永寿点点头：“没错。他不知道自己从哪弄了一对车轱辘，找村里的木匠打造的，他很是珍惜。自此以后，他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去了城里拉板车，赚的钱够他娘吃药了。”
“可就在去年年初，他突然跑回村里，跟我讲，他在城里认识了一大哥，很有能力，也很照顾他，能帮他找到厂里临时工的活。不过那活需要大力气的人干，城里人嫌累不愿意干，所以来村里找人。”
“我一听有这好事，干一天可是九毛钱，是咱农村每天分红的十几倍，我立马就答应组织人手。不过他提出，他要在中间抽取两毛钱，作为介绍费。”
说到这里，他低下了脑袋。
众人都没有说话，屋子陷入寂静。
侯永寿继续说：“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是资本家行为。我当时也犹豫过，可是后来一想，即使他抽取两毛钱，可那也比地里干活挣得多啊。于是我把村里的壮劳力集中起来，跟他们实话实说，听听他们的意见。”
江政华长叹一声：“大伙儿都同意了吧？”
侯永寿点点头：“社员同志说，他们愿意。要不是三娃子，他们连这个门路都没有。三娃子也说了，这钱也不是他一个人拿，他需要打点，才能长期接到活。等他还清债务，他的那份他就不要了。”
金宏摸出烟盒，点上一支：“后来呢？”
侯永寿抽口烟锅，继续说：“自此以后，三娃子每个月都会带着村里的壮劳力进城，干几天搬运的活儿。少的时候两三天，多的时候七八天，村里人也得到了实惠，各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
他顿了顿：“他每次都让人捎钱回来，他娘的病也有所好转，不用再吃药，眼看日子就要好起来了，唉...”
“他最近回来过吗？”
侯永寿点点头：“月初的时候来过一趟，穿着一套崭新的衣服，还带了两瓶酒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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