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卿云缓缓放下遥控器，感觉手有些抖。
不是害怕，是激动，是那种从骨髓里往外冒的、无法抑制的激动。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胸腔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炸开，但又被他死死压着。
他想笑，想放声大笑，想对着夜空大喊。
但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睛有点热。
他抬起手，抹了把脸，掌心湿漉漉的。
哭了？
他竟然哭了。
周卿云摇摇头，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重生以来，他经历过那么多事。
写出《山楂树之恋》时的兴奋，《人间烟火》发表时的激动，五四晚会唱歌时的热血，甚至刚才看《观察与思考》节目时的感慨。
但任何时刻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情绪像决堤的洪水，根本控制不住。
他想起了去年冬天。
那时候《星光下的赶路人》刚写完不久，《青年报》的记者来采访他。
记者问他对农村教育有什么看法，他几乎是脱口而出：“应该有个‘希望工程’，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
那是他前世记忆里的词汇，是1990年才会正式启动的项目。
但他当时没忍住，说了出来。
记者很认真地记下了，后来文章发表时，还专门用了一段来写这个“设想”。
报纸出来那天，他特地买了一份，看着自己的话变成铅字，心里既期待又忐忑。
期待的是，也许这个项目能提前启动，能早点帮助那些像他一样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忐忑的是，他一个二十岁的学生，说这些话，会不会太狂妄？会不会被人笑话？
后来的几个月，报纸上确实有过一些讨论。
有学者写文章支持，说这个想法好。
也有人质疑，说国家现在经济还不宽裕，教育投入要循序渐进。
但真正的高层，一直没有任何公开回应。
周卿云后来慢慢也就释然了。
他想，也许自己真的是人微言轻，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
也许“希望工程”还是要等到1990年，等到它该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
他甚至还安慰自己：没事，至少我努力过了，至少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
但他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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