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六，临江到清源的长途班车晃了四个钟头，在红旗镇街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停住。陶爱民拎着那只人造革提包下车，脚踩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先抬头看了一眼镇政府的牌子。
牌子是水泥浇的，白底红字，边角裂了缝，用铁丝缠着固定在两根砖柱上。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提包换到左手。
来接他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干部，瘦高个，中山装兜里插着两支笔，自我介绍叫郑文，镇党委组织委员。郑文接过提包往吉普车后座一搁，说：“陶同志吧？县委组织部打了招呼，省里下来的选调生今儿到。范书记和李镇长都在镇政府等你，安排好了，先去见个面。“
吉普车在镇上唯一的柏油主街走了二百米，拐进一道灰砖院墙的门。门楣上“红旗镇人民政府“七个大字被爬山虎遮了半边。院子里两排平房，红瓦白灰，墙皮掉得厉害，廊檐下摆着几辆自行车和一架手摇电话总机。陶爱民一眼就把这院子看明白了——前排东头是书记办公室，西头是镇长，中间是党政办和会议室，后排是各站所。这种摆法他太熟，前世开过无数次乡镇现场会，哪间屋子坐谁，门朝哪开，都是规矩。
郑文引着他穿过院子，顺手介绍：“那是经管站老吴，正扒拉算盘；党政办马主任，电话不离手；食堂柳姐，镇上的消息树。“陶爱民一一记下面孔，不多问，不抢话。
清晨的院子已经活了：老吴的算盘珠子噼啪响，马主任扯着嗓子在电话里调度，柳姐的食堂飘出米粥香，廊檐下几个办事员端着缸子聊天。一个镇政府的早晨，跟前世他见过的那些大院没什么两样——表面各忙各的，底下那根脉，早就在日子里揉顺了。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步子却放得稳，像个刚来报到的普通年轻人。
范守业在办公室等他。
书记五十出头，方脸，眉心一道竖纹，手里端着搪瓷缸，缸身印着“清源县先进工作者“。他没起身，抬了抬下巴：“坐。你就是陶爱民？东大经济系，全省文科第三，省委办公厅的名额都给你留着，你自己不要，非要回清源。图啥？“
这话问得直，也该问。一个省状元，放着省城最好的去处不要，主动申请到穷镇，谁都得犯嘀咕。
陶爱民坐下，腰杆挺直却不高傲：“范书记，我老家就在红旗镇，从小看父老种地、看镇上开会。书本上的经济我学了四年，可脚底下的经济到底是啥样，我想自己走一遍。省委办公厅是好，但那是看别人怎么干；我想先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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