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石,运河常年维持一支庞大的漕军,需要每年疏浚河道、维修堤坝,需要在北京和通州修建和管理巨量的粮仓,并派驻大量官员。
若是算上损耗、运费、其他方面差不多得耗费八百万石粮食,也就是说每年总计一千两百万石的耗费。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迁都北京,依旧留在南京,这一千两百万石粮食直接充作北方的军饷,会不会更好一些,这两百多年来差不多二十八亿石头粮食。
把这些用在练兵强军、发展民生上会不会更好?”
崇祯拍了拍朱慈炤的脑袋,笑道:“如果都按你这想,大明已经亡国了,不可能有两百多年的国运。”
“为什么?”
“怎么可能?”
朱慈炯和朱慈炤两人听着父亲的结论,惊呼了出来。
崇祯摆了摆手:“如果只是算纸面上的经济账,的确是不合算的,但这是一笔战略性的投资。
首先,大明的敌人是北方的草原诸部,他们京城的劫掠,太祖将秦、晋等九位亲王分封到北方沿线,就是让宗室率兵抵挡游牧民族,
成祖靖难后,对对其他藩王深感忌惮,陆续将北境塞王南迁或削其兵权,塞王戍边的制度也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就是九边重镇。
从军事角度分析,如果首都没有迁到北京,那么九大边镇就成了边镇孤悬,传递情报往来得半个月,贻误战机,
且在资源分配上出于劣势,边镇武将和朝廷就不是一心了。
从政治上分析,边防体系会边缘化,定都南京,意味着政治中心与国防中心完全分离,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诸如九边政治地位的下降、宦官监军的弊端加剧、可能出现军阀化倾向。
尤其是第三点,边镇远离政治中心,若中枢控制力减弱,边将很可能形成地方势力。
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阴影,或许会在明代重演。
从经济上分析,你们刚才说这笔费用直接给边镇会不会更好,但实际上这属于漕运压力的结构性转移。
迁都北京,南粮抵达北京后在转运九边,集中在一条线,如果在南京,那就是南京、北京、九边的两段运输,成本会更高一些。
且如果定都南京,那么九边的军需就变成纯粹的‘财政输出’,从江南征税,再运到北方,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朝廷不堪重负,九边粮饷长期拖欠,二是九边被迫发展屯田自给,边防军的战斗力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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