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同样是小康两个字，大明
的小康与后世所求的小康，其实是两个概念。
大明即便是最激进的理论家，也不过想让百姓，能够吃饱穿暖，不会饿死，不会冻死而已。
如果有人能够统计一下，大明正统年间最多的死法，朱祁镇敢肯定，最多的决计不是战死，不是病死，而是饿死与冻死。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有人都觉得，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实际上，这是最写实的白描。
朱祁镇目光扫过很多人。
这是他想竖立的大明治国思想，也就是而今的五世说。
但是能不能在这里立得住阵脚。却是一个问题。
吴与弼此刻陷入沉吟之中，他如何能看不到，丘浚与王恕所言，不过是一内一外，彼此是一个体系之中的。
吴与弼暗道：“这是公羊派的。”
公羊派乃是儒家各派之中，最激进的一派，当初王莽篡汉，公羊一派其实也是出了大力了，这直接导致了公羊一派的衰落。
吴与弼对这个学说感觉并不大舒服。
原因，这与理学根本不是一个路子。
真要细细说，理学是内圣而外王，五世说是外王而内圣。
内圣就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外王就是治行，实在的作为。
儒家本来就强调内圣而外王，内有仁心，才能行仁政。这是一个前后的过程。在理学之中更是如此。
格物致知诚心正意，这都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是外王。
从这个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为什么儒家治国第一看重的是教化，因为儒家认为，只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好人，他才能做好事。
这个逻辑，依旧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很多时候，人们评价一些人一些事，依旧要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角度来理解。
而今所谓的五世说，从根本上，是让百姓处于衣食无忧的处境之中，然后再追求他们的道德水平，岂不是外王而内圣。
不要小看，这前后差别。
在儒家之中，完全是两个天地。
吴与弼虽然圆滑而今却也先起身说话了。
只是有人比吴与弼更早一步。不是别人，乃是薛瑄。
不过，薛瑄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上古之治的问题。薛瑄说道：“欲求大同之治，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欲求三王五帝之心，而不是求之外物，上古亦有天灾，然百姓无怨，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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