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列到对真、善、美的歌颂。
我认为当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整体环境和风貌的刻画细致入微。在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真善美，更能看到人性当中的复杂和人际关系的微妙。
故事背后所影射的城乡差距和教育不公等问题，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如果单纯以歌颂真善美为导向，那么它是无法承载文学本身赋予它的力量和厚度的。”
发言的这位是燕京文协的中年作家郑志远，他的语气铿锵有力，发言内容也称得上是有见解，但显然针对性太强了。
因着两人前后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座谈会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凭心而论，林朝阳其实很欣赏汪曾琪的观点。
文学的源头是文字，是记录，从来也没有人赋予它什么高大上的含义和历史使命。
汪曾琪和郑志远的观点一反一正，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林朝阳有着后世人的视角，总觉得文学如果过于强调深刻、批判，强调文学性、思想性，那无异于是将自己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文学一旦走上追求深刻和批判的道路，很容易就会与下里巴人产生距离，从而缺少环境和土壤，到最后只能是曲高和寡，甚至是自取灭亡。
汪曾琪的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至少是贴近生活的。
文学，只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才有光明的未来。
会议室内的气氛因为紧张而变得冷清起来，这个时候林朝阳突然发出了一阵轻笑，他的笑声顿时惹来了大家关注的眼神。
“朝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李轻泉看着他的举动，知道他必然是有话要说，便给他递了句话。
“老汪同志和老郑同志讲的都有些道理，我不是笑你们的发言，而是想到了前几天与吴祖缃先生的交流。”
众人听到吴祖缃的名字，众人脸上均露出慎重的好奇之色。
作为中国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位作家，近些年吴祖缃虽然已经搁笔，但影响力仍旧不容小觑，更何况他在学界的地位比在创作上的成就还要高了不少。
“当时我们聊起了老舍，大家都知道，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先生的主要创作精力就放在了戏剧创作上，15年时间他创作出了23部剧本，其中不乏《茶馆》《龙须沟》这样的传世之作。
其实以我个人来说，我对老舍先生的选择是有些惋惜的，因为我认为他在创作上的才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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