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个体性,但同时有共性,通过更精细的分层和更智能的预测模型。传统医学倾向于将患者分类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但系统思维要求我们承认多样性,同时寻找共性模式。”
他展示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患者分层系统:基于多组学数据(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和临床表型,将患者划分为数百种亚型。每种亚型有特定的系统失衡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调节策略。
“这听起来工作量巨大。”李教授说。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杨平切换画面,显示一个机器学习平台的界面,“我们正在训练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模式,预测干预效果。这不是要取代医生的判断,而是提供更强大的决策支持。”
座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从技术挑战到伦理考量。杨平和团队一一回应,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成就。
最后,卡尔森教授说:“杨教授,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您决定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在诺奖历史上很少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杨平身上。
杨平思考片刻,缓缓开口:“这不是对诺贝尔奖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尊重它所代表的精神,对科学探索的认可。而这种探索,在我理解中,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临床一线,发生在与团队和患者的日常互动中。”
他看着窗外的研究所庭院,几个年轻研究员正边走边讨论,手势激动。
“如果我去斯德哥尔摩,我会站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接受祝贺。这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与此同时,这里的会议会缺少我的参与,乐乐的治疗方案设计会延迟,年轻研究员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对我来说,诺贝尔奖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科学探索。而我自己最好的贡献,就是继续探索本身。”
卡尔森教授沉默良久,然后站起身,向杨平伸出手:“谢谢您的坦诚。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真实体现。”
考察团离开后,研究所恢复了平静。但变化已经在无形中发生。
楚晓晓找到杨平:“教授,今天和委员会专家交流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关于那个菌株代谢物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它在调节自身免疫中的应用,而不仅仅是增强疫苗。”
“说来听听。”杨平鼓励道。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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