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贵出现土司叛乱一事，不可避免的在京引起极大反响，甚至天子乾纲独断下，做出诸多部署与安排，就像是滚烫的油锅中，被骤然泼进一瓢凉水，立刻便沸腾了。
一时间朝野间是众说纷纭。
除了有不少言官御史上疏规谏外，还有诸多的论调在朝堂，在民间四起，而热议最多的莫过于质疑川贵土司叛乱的真实性。
无他。
谁叫这封八百里加急奏报，是由石柱宣慰司呈递的，而并非是四川有司呈递，哪怕是布政使司呈递，也断不会有这些质疑。
在大明的主流下，土司，虽说是在大明统治下，不过对于这一特殊群体吧，却是提防多于信赖。
对于上述诸多情况，作为大明天子的朱由校，却根本就没有加以理会，更为准确的是朱由校没有精力理会这些。
在短短数日间。
朱由校先后召见史永安、鲁钦、曹文诏等一众文武，就川贵两地出现的土司叛乱，向他们讲明自己的立场，甚至就各自赴任以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也向上述诸文武提前讲明。
借着川贵土司叛乱之势，牵扯到督抚定权一事，从此前明确的北直隶与辽东外，西南也算是被撕开个口子。
站在朱由校的立场上，尽管他不喜欢过于频繁的战争，但是大明滋生的积弊与毒瘤，包括尖锐的阶级矛盾，想要都有所缓和与改变，恰恰是战争这一项，能够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只不过这样一来，对于中枢财政的考验，乃至各处后勤保障的要求，无疑会增加很多份量与压力。
而在召见这些要奔赴川贵的文武后，朱由校还先后召见王象乾、毕自严等大臣，就一些问题进行明确。
比如川贵至京城的驿传以战促改，比如援川、援黔的大军开拔诸事，比如一批开拔所需粮饷供给……
打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更不是让大军一拥而上。
这背后牵扯到的事宜太多，涉及到的层面很广，任何一环敢出现任何差池，都可能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
由此也体现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的优势，哪怕说大明的确存有诸多问题，不管是朝堂，亦或是地方，皆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个看起来不那样高效的机制，依旧是可以运转起来的。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朱由校唯独没有召见孙传庭，这也难免让一些有心之人，开始在私底下揣摩起来。
乾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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