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性格木讷，不懂人情世故，被一个小小的耐格里耍的团团转的孟德尔不同，他当时就十分擅长攀附关系，懂得如何利用他人资源。
在贝格尔号航行期间，他收集了非常多的样本。虽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评估如何去分析，会定期把标本寄给当时各个领域内最有名的科学家，绝对不寄给无名之辈，是达尔文的操守。他寻求这些大佬的意见，也广结善缘。
这些标本帮助他在科学圈里迅速出名。
通过与伦敦动物学会和地质学会的成员频繁交流，达尔文得到了当时最杰出科学家的支持。正是这种“标本外交”，使得他成为贝格尔号航行结束后，英国自然学界的知名人物。
尽管达尔文在航行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但他并没有立即发表进化论的成果。
他回到英国后，竟然花了15年时间研究一种微小的海洋动物——藤壶。这一时期达尔文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观察、解剖和研究藤壶的分类和生物特性上。虽然这些研究为他赢得了专业学术界的认可，但他也因此推迟了对进化理论的正式发表。
达尔文对藤壶研究的“痴迷”也有些戏剧性。
一次他从石头上采集了大量藤壶样本，但回到家后发现忘记标记样本的具体采集地点，导致这些宝贵的样本成了“无用之物”。这是他在研究藤壶过程中的一个笑话般的失误。
达尔文一直因为谨慎和拖延，迟迟没有公开自己的进化论研究。
直到1858年，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给他寄来一篇论文，里面的理论竟与达尔文多年来构思的自然选择学说如出一辙。达尔文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可能会被“抢发”。
有趣的是，华莱士实际上是受到了达尔文之前出版的著作的启发，并未意识到他已经在无意间步入了达尔文的研究领域。
面对这场“学术危机”，达尔文的朋友们，包括植物学家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和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力挺达尔文，并帮助他一起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在伦敦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的会议上发表。
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达尔文的名誉，也避免了潜在的“抢先发表”风波。达尔文和华莱士在这一事件中的合作和友谊，也为科学界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学术合作典范。
但之所以简单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完全是达尔文这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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