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毕父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遥远，“1998年10月3日，公司账上只剩21万现金，而三天后就是发薪日，需要支付近三百万工资。”
他缓缓叙述起那段艰难岁月：银行拒绝续贷，最大客户突然破产，欠款无法收回，供应商堵门催债...毕氏实业已走到悬崖边缘。
“司徒鸿那时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父闭目，仿佛不愿回忆那些细节，“他提出这个方案，说可以帮我渡过难关，但要求获得实际控制权的一部分，并留下这些...不太合规的操作痕迹。”
沈白婕轻声问：“您当时知道这是违规的吗？”
“知道，但别无选择。”毕父睁开眼，目光炯炯，“要么看着三千员工和他们的家庭陷入困境，要么接受这个灰色的解决方案。我选择了后者。”
毕晨紧握拳头：“但司徒鸿保留了这些证据，就是为了日后要挟我们？”
毕父沉重地点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他当时说，‘留个保障，以防日后我们立场不同’。”
随着毕父的叙述，那段被尘封的往事逐渐清晰。
原来，当年司徒鸿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支持，还有一系列复杂的资源整合。他利用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为毕氏实业争取到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那份盟约，实际上是在南山茶馆的地下室里签署的。”毕父说，“只有我、司徒鸿和他的律师三人知情。”
傅斯年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点：“也就是说，这份协议从未经过正规法律渠道认证？”
毕父点头：“司徒鸿坚持如此，说这是‘君子协定’。”
“但君子协定不会留下如此详细的资金痕迹。”沈白婕指着文件上的流转记录，“这些明显是刻意保留的证据。”
毕父长叹一声：“当年我也曾质疑，但司徒鸿说这是为了保护他的投资。现在想来，从那一刻起，他就为今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毕晨忽然问：“父亲，除了这些文件，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比如录音、录像？”
毕父沉思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司徒鸿有个习惯，重要会谈都会录音。他说是为了‘准确理解双方意图’。”
沈白婕与傅斯年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希望。
如果这份录音还存在，或许能证明毕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同意的，甚至可能揭示司徒鸿的胁迫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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