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问其他人，都沮丧地点着头。其中一个贵州人自我介绍说：“我技校毕业分配到工厂搞无线电维修，工资300元左右。我想出来闯一闯，可是父亲坚决反对。我便悄悄跑出来了。在火车站，就被老板的情人骗到这里。我下楼去了，他们请的那个打手上楼来,在我包里摸走了300块钱和一部小收录机。我找他要，他当众奏我几拳。你看，我这鼻子，又青又肿的。”听了这些如怨如哭的述说后，我的希望荡然无存，唯有紧张和焦虑撕剥着我飘泊的心灵。
下午，我们下楼“上班”时，小姐又从外面带回来两个学生模样的靓仔上楼了。
我开始向师傅学习电衣车技术。才心不在焉地学了半小时后，就向小姐请假。说我有一个朋友，需要见一面，明天再来学。没有想到，小姐欣然同意后，让老板给我办了一张事先印制好的黄色的培训结业证。既没盖章，也没有落款，我知道纯属行骗。我便取回了身份证，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这个让我终身难忘的鬼地方。
走出不远，那个退伍军人和贵州小青年也紧跟在我后面出来了。
“老师，麻烦你把我们带到火车站，我们虽身无分文，但只要到了火车站，我们就有办法了。我们以后会报答你的。”贵州青年对我说。我给他们买了车票，又坐上254路公交车，一起回到火车站。两位年青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师，多谢了，多保重，后会有期！”
天无绝人之路。我将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两位男子后，匆匆搭乘７路公交车直奔北京南路。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我就顺利地进入了朋友所在的工厂，并做了车间企管员，后来还加入了党组织。
转眼三年过去，我从未接到那位退伍军人和贵州青年的电话，也不知他们怎么才能走出困境。
曾经打算向有关部门举报那小姐和老板行骗的丑恶，可好几次都被朋友阻拦：“广州这地方，行骗的多的是，不要找惹麻烦了。”但我内心燃起的一股正义的火焰，常常让我心尖隐隐作痛。
前不久，我只身故地重游，那电衣车培训班从三台发展到十多台，人也加倍了。行骗仍在继续。
以上文字，果真引起的强烈反响。在家乡的老尤收藏了这篇以红色黑体字为标题的文字。我收到报社寄来的十五元稿酬才知道文章已经刊载，心情无比激动。激励着我在羊城写出了多篇打工文学作品。
我一年后回家，收到了老尤收藏的样稿，特别开心，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与关注。同时，遇到学校几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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