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保留下来。
初春的北境雪仍在下，城市的光网在远处静静铺展。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
次日清晨，瓦里乌斯独自走上街头。
主街上人流汇聚，却并不嘈杂。
推着车的工人、背着书包的孩子、提篮的妇人，各自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一个送报的少年停下脚步，他大约十三岁，穿着厚实的棉袄，背着一个鼓鼓的大布袋。
少年把报纸从袋子里抽出，熟练地核对门牌号，又在随身携带的一张单子上用炭笔画了个记号。
瓦里乌斯的脚步慢了下来。
他看着那一连串动作，终于忍不住上前一步。
“孩子，”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什么，“你认识上面的字？”
少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敬畏，也没有戒备，只是单纯的困惑。
“当然认识，老先生。”他指着门牌念道：“贝克街二十二号，费舍尔面包店。”
少年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语气理所当然：“这是小学二年级的必修课。我不识字，怎么送报纸赚钱？”
瓦里乌斯站在原地，没有立刻接话。
在帝都，识字是教士与贵族的特权。
知识被严密地围在高墙之内，平民不仅无知，甚至被刻意阻止去接触文字。
结果便是，底层像野兽一样，被本能和恐惧驱赶。
而在这里一个送报的孩子，会读，会写，还能靠这件事换来报酬。
这才是让瓦里乌斯感到真正震撼的地方。
不远处，一家面包店门口聚着几个人。
一名顾客正低声质疑面包的分量。店主没有提高声音，只是把面包放到门口的一台秤上。
秤盘旁立着一块木牌——公平秤。
店主指了指墙上的告示，《赤潮商业准则》。
“缺一罚十。”他说得很平静，“路易斯大人定的，赤潮人不骗赤潮人。”
顾客点了点头，接过面包，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瓦里乌斯在街边坐了下来。
那是一张不起眼的长椅，木面被磨得光滑，坐上去却并不冰冷。
热量从椅面下方缓慢透出，沿着脊背往上爬，下面埋着地热管道。
他坐稳没多久，旁边便多了一个人。
是个刚下工的年轻工人，棉服敞着口子，额头还挂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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