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现实中的问题束手无策。”
若里斯-卡尔·于斯曼，则在《现代生活》杂志上撰文，详细描述了美国媒体的运作方式。
【最让我惊讶的，并非他们的报纸销量有多大，而是他们对待批评的坦承。
当索雷尔在旧金山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存在‘锡币皇帝’和‘小镇领主’时，发生了什么？
有些媒体即使不赞同他的观点，也原文照登了他的演讲，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
即使面对外国人，他们也有一种承认自身缺陷的勇气和自信。
而这在巴黎，恐怕难以想象！】
当然，最受大众欢迎的，还是居伊·德·莫泊桑。
他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鲜活、生动，充满猎奇的细节，极大地满足了巴黎市民的好奇心。
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纽约高耸的大桥，调侃美国饮食那巨大的分量和单调的口味，还得意地提及自己在大学演讲时如何风靡年轻女学生。
他甚至专程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女性的文章——
【美国的女士们，尤其是那些大学里的年轻小姐，她们身上有一种在欧洲很少见的大胆和直率。
她们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敢于直视男性的眼睛，甚至敢于主动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
当然，波士顿的女士们除外，她们包裹得像是要去参加宗教裁判所的火刑仪式。
你能想象吗？她们甚至组织了自己的读书会和俱乐部，讨论政治、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时装和八卦。
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也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这篇文章在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里被反复引用、讨论，引发了关于女性地位和教育的又一轮热议。
通过这些作家们的眼睛和笔触，一个更鲜明、更真实的美国形象，逐渐在巴黎人心中清晰起来。
它不再仅仅是那个“只有金钱和钢铁的暴发户”，没有历史、没有文化。
它有了血肉，有了精神，既有让人赞叹的活力，也有令人不安的缺陷。
作家们的见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巴黎媒体和知识界的集体反思。
《共和国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我们的作家们带回的不仅仅是一些异域风情的见闻，还映照出了法兰西如今的倦怠。
我们拥有卢浮宫，拥有先贤祠，拥有绵延十几个世纪的灿烂文化，这是我们的骄傲，但也成了我们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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