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北平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酷烈。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紫禁城的飞檐之上，仿佛一块浸透了冰水的厚重毡布，将整座古都严严实实地裹住，透不进一丝暖意。
寒风如同无数把看不见的细小冰刀，从胡同口、屋檐下、墙缝里钻出来，贴着地面盘旋，刮在人脸上、手上，瞬间就能带走那点可怜的热气，留下针刺般的痛感。
街道上愈发萧条了。
往日里虽也破败，但总还有些为生计奔波的人影，还有些沿街叫卖的小贩，有些烟火气。
如今，连这点烟火气也快要散尽了。
许多店铺都上了厚厚的门板，有的甚至用粗大的木条钉死，门楣上贴着的“招租”或“歇业”的红纸，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边角卷起，字迹模糊。
还在开门营业的，也无不是门庭冷落，伙计们缩在柜台后，袖着手，眼神空洞地望着门外冷清的街面，脸上是麻木的、对未来毫无期盼的灰败。
一种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恐慌，像这无处不在的寒气一样，渗透到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压得人喘不过气。
无论是深宅大院里的达官显贵，还是蜗居在杂院破屋里的平头百姓，此刻都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
战争，真的要来了。
它不再是报纸上遥远的战报，不再是茶余饭后带着几分猎奇色采的谈资，而是一头正朝着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步步逼近的狰狞巨兽，那沉重的脚步声，似乎已隐约可闻。
对于显贵们而言，恐慌催生的是逃离。
南迁的浪潮达到了顶峰。
火车站日夜喧嚣，汽笛声撕扯着人们紧绷的神经。
月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衣着体面的官员、富商携家带口，大箱小笼堆积如山，女眷们裹着厚实的裘皮，脸上却满是仓皇与不安。
维持秩序的士兵粗暴地推搡着试图挤上车厢的普通旅客，怒骂声、哭喊声、小孩受惊的啼哭声混杂在一起。
票贩子穿梭在人群中，低声报出一个个令人咋舌的天价，依然有人抢着将金条、银元塞到他们手里，只为换取一张通往南方、通往“安全”的车票。
对于更多的普通百姓来说，逃离是一种奢侈的妄想。
他们没有门路弄到那张昂贵的车票，没有南方可以投靠的亲戚，更没有足以支撑一家人在陌生之地重新开始的积蓄。
他们的恐慌，是实实在在的，关于生存，关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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