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京城，热浪滚滚。
而电影圈内的暗流，比这暑气更加灼人。
全国首例票房瞒报案，经由《羊城日报》、《南方周末》、《新民晚报》等十余家颇具影响力的南方媒体持续报道和深挖，已然从一桩行业丑闻，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电影发行放映体系的信任危机。
随着细节的进一步披露，此案的被告方——苏省长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苏省长江影业，来历颇为复杂。
它是在九十年代初“苏省突破”（即1993年广电部3号文后，制片厂可向市级发行放映单位直接供片）的背景下，由地方电影管理部门强力干预，联合省、市两级电影公司“捏合”而成的产物，初衷是为了应对市场新情况，减少发行环节，形成规模效应，打造制、发、放一条龙。
1996年11月，试图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中国电影公司甚至出资80万元参股，持股13.79%，意图形成战略合作。
然而，这种由行政力量强行“拉郎配”组建的“联营”模式，看似整合了资源，却并未触及根本的产权关系和经营机制。
省公司、各市公司依旧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同床异梦，“联”而不“合”，内耗严重，缺乏应对市场的真正活力与效率。
所谓的“一条龙”体系，在实践中往往变成了一地鸡毛。
此前，苏省所谓的“七路反王”能绕过省级体系，直接与北影厂联盟合作发行《30天》、《当幸福来敲门》等影片，联合京津打造“九地市场”，就是这种内部涣散、各自为政的明证。
而此次票房瞒报案中披露的受害者——羊城国际华侨投资公司及其出品的影片《下辈子还做母子》，影片本身质量尚可，却在长江影业混乱的发行和各自为政的放映体系中，票房被层层截留、瞒报，最终导致制片方血本无归，愤而提起诉讼。
各路反王的背影若隐若现。
这场官司，像一根导火索，引爆了积压已久的行业矛盾，也为一心推动“救市计划”的韩三坪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在总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韩三坪面对着几位总局相关部门和电影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神情严肃，语气沉痛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长江影业这个案子，绝不是孤例！”韩三坪将手中的一份报告轻轻放在桌上：“它暴露的是我们整个电影发行放映体系长期以来存在的毒瘤——渠道混乱、监管缺失、诚信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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