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务。
周振邦的御景园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就纠纷不断。郑文渊帮他处理了十七起伤亡事故,八起质量纠纷,全部“摆平”。
最严重的一次,是御景园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个工人。
家属要求赔偿每人两百万。
郑文渊用了四个月时间,把赔偿额压到了每人三十万。
他的手段是:先派人跟踪家属,拍下他们“正常生活”的照片——去菜市场买菜,接送孩子上学,周末去公园。然后在法庭上出示这些照片,声称“家属并未表现出过度悲痛,说明死亡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同时,他找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前女友,给了她五万块,让她出庭作证说该工人“有抑郁症史,曾多次表达自杀倾向”。
最终,法官认定“工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决施工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三条人命,九十万。
周振邦很满意,额外给了郑文渊一百万“奖金”。
郑文渊用这笔钱,给儿子报了美国藤校的暑期夏令营,六周时间,费用八万美元。
儿子回来时,英语流利了许多,说以后要去华尔街。
郑文渊觉得,一切都值。
现在,周振邦死了。
但御景园的案子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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