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从今以后，除了基本的赡养义务（我会按本地标准，定期支付一笔生活费到指定账户），以及刚才提到的合理医疗支持，请不要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向我或我姐姐提出额外的经济要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也谈不上原谅不原谅。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路。各自安好，就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
“这个号码，以后请不要再打。有急事，可以联系我助理，电话我会稍后发到你刚才打来的这个座机。就这样。”
说完，不等电话那头有任何反应，她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然后，她拿起内线电话，平静地吩咐助理：“小程，记一下，联系一下县医院的王院长（之前因业务关系有过接触），了解一下心血管和老年慢性病方面的情况。另外，查一下本地城镇居民基本生活费和一般医疗支出的大致标准。准备一份简单的协议，明确赡养费用支付方式和范围，以及单次医疗支持的必要流程和额度上限。弄好后发给我看。”
交代完毕，她放下电话，重新将目光投向窗外。城市的夜景璀璨，车流如织。刚才那通电话，像投入深潭的一颗小石子，激起过一丝微澜，但此刻，潭水已重归深不见底的平静。
悔恨吗？或许父亲此刻的悔恨是真实的。道歉吗？他确实说出了“对不起”三个字。但那又怎样呢？迟来的歉意，无法弥补早已凝固的伤痕；现实的困窘，也不是捆绑亲情索求的正当理由。
她早已不是那个需要父亲认可、渴望家庭温暖的小女孩。她是张艳红，是凭借自己双手和头脑，在残酷的商业世界里挣得一席之地的强者。她的世界广阔而坚实，足以容纳星辰大海，却再也容不下那方充斥着偏颇、压抑与算计的、令人窒息的小天地。
父亲的悔恨与道歉，对她而言，更像是一个迟到的、关于过往的**。它确认了那段历史的荒谬与不公，也印证了她和姐姐当初决绝逃离的正确。仅此而已。它带来不了任何情感上的慰藉，也改变不了任何既定的现实与未来的界限。
窗玻璃上，隐约映出她平静无波的面容。那面容，经历过风霜，沉淀了智慧，也淬炼出钢铁般的意志。过往如烟，已散。前路漫漫，光明在她自己手中。父亲的这通电话，不过是这条前行之路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略带嘈杂的注脚。写完，翻过，便罢了。她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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