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与他们议论，徒乱人意，泄露机密！”
“陛下此举，是否过于……抬举咨政院了？” 连一贯支持宪章和咨政院尝试的张柬之，也有些犹疑，“度支大略，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各衙署、各地方、各军镇，乃至宗室用度，利害纠葛，错综复杂。咨政员见识不一，利益各异，若就其中某项支出增减争论不休，甚或泄露关键，恐生事端。”
狄仁杰和宋璟对此早有预料。这道诏令，其实是李瑾在病榻上（时年李瑾已年迈多病，较少视事）向女帝秘密进言，经女帝深思熟虑后颁下的。其用意，正是要将咨政院的“咨议”职能，推向一个更核心、更实质的领域，试探其极限，也倒逼朝廷的财政更加透明、更具说服力。
“老尚书所言，度支乃专业之事，确乎如此。” 狄仁杰平静地回应，“然则，正因其专业且事关重大，更需兼听。户部度支，固然精于计算，然是否尽知民间疾苦？一项加赋，于账册不过数字增减，于百姓或是倾家之险。一宗工程，于规划乃利在千秋，于地方或是劳民伤财。咨政员中，有熟知地方情弊之乡绅，有通晓物价流通之商贾，有明了工程实务之匠人，彼等之见，或可补户部案牍之不足，使度支大略，更接地气，更顺民心。至于机密……只需划定范围，哪些可议，哪些不可议，自有章程。”
宋璟也补充道：“且陛下诏令明确，乃‘议论’、‘提供见解’，供上位‘参酌’，最终裁决之权，仍在朝廷。此非分权，实为增智。若因恐其‘议论’便讳疾忌医，则咨政院设之何用？”
老尚书和张柬之虽然仍有疑虑，但圣意已决，且狄、宋二人言之成理，也只好按下不满，开始紧张地筹备起来。户部上下更是如临大敌，以往的“度支大略”多是内部测算，与皇帝、宰相、相关衙署沟通后便可定稿，如今却要面对一群“外行”的质询和议论，压力可想而知。户部尚书亲自坐镇，度支郎中熬红了双眼，将永昌三十五年的“度支国用大略”反复斟酌，力求在数据上无懈可击，在表述上尽可能清晰，同时又要小心地规避那些过于敏感、不便公开的细节（如皇室特支、某些秘密项目的款项、具体的边防兵力部署与饷银细目等）。
深秋，洛阳已颇有寒意。咨政院那间略显空旷的议事堂内，却气氛灼热。五十位咨政员每人案前，都放着一份厚厚的卷册——那是经过删减、但仍多达数十页的“永昌三十五年度支国用大略摘要”。里面用相对简洁的文字和表格，列明了预计的全年各项收入（租庸调、盐铁茶税、商税、矿课、徭役折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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