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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