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完全不懂的学生那样胡乱填写或干脆放弃。他拿起笔,先将能看懂的、似乎有把握的题目仔细做了一遍。对于完全不懂的,他也没有留白,而是尝试着根据题目描述,用自己理解的、最朴素的方式去“翻译”和推导,虽然得出的结果很可能牛头不对马嘴,但至少表明他在思考,在尝试理解这些“新学问”。他在草稿纸上画着简陋的图形,写着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推演步骤。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线香燃到一半时,聂虎停下了笔。他能做的,已经尽力了。剩下的,是未知的领域。他看着试卷上那些空白和可能错误的解答,心中并无太大波澜。他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这并非耻辱,只是起点。孙爷爷教导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重要的是,知道了“不知”,然后去“求知”。
他抬头,看了看讲台上仿佛沉浸在报纸中的王先生,又看了看周围。陈子明已经做完了,正百无聊赖地转着钢笔,偶尔瞥一眼聂虎的试卷,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赵长青还在埋头验算,神情严肃。李石头则已放弃,趴在桌上,对着试卷发呆,脸上写满了绝望。
交卷的钟声敲响。王先生放下报纸,走到讲台前,用指节敲了敲桌面:“时间到。从后往前,传递试卷。”
试卷被收了上去。王先生没有像周先生那样当堂点评,只是将厚厚一摞试卷随意地摞在讲桌上,扶了扶滑到鼻尖的眼镜,用他那带着浓重口音的官话,开始讲解第一道算术题。他的讲解枯燥、快速,充满各种术语,许多学生听得云里雾里,更增添了几分沮丧。
聂虎努力听着,试图跟上王先生的思路。虽然许多概念对他而言如同天书,但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将听不懂的名词和公式,尽可能记在笔记本上。他知道,这就是他需要攻克的“新学”堡垒。唯有攻克,才能在这个“新学”为主流的学堂里站稳脚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上午最后一节是博物课。教室又换到了另一间,更靠近实验室,空气里似乎飘散着一丝淡淡的、福尔马林和化学药剂混合的古怪气味。授课的是一位姓孙的先生,年约四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学究式的考究。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一种审视和挑剔。
孙先生没有立刻考试,而是先花了一刻钟时间,阐述了“博物”之重要性,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讲到林奈的分类学,从显微镜下的细胞讲到宇宙星辰,引经据典,中外并举,听得学生们一愣一愣的,既有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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